三、创造“时务文体”，开启一代文风
    梁启超主编的“报”既有报纸，也有杂志，实际上他更重视兼有政治和时事性材料、介于报纸和杂志之间的时事政治性期刊。对政治期刊来说，政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一家刊物是优是劣的主要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重要报刊，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每期都必不可少的报刊政论的写作上。为了使政论文章更易于为广大受众接受，更好地向社会宣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迫切需要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表现形式，于是一种通俗自由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即“时务文体”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梁启超等维新派报刊政论家在创作实践中，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政论传统，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时务文体”、“新文体”或“报章文体”。时务文体是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变法通议》开始的，并以梁启超为时务文体的代表人物。这种文体形式自由，富于表达力，为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介乎仅为少数学者所懂的古文，及劳动者所能了解的俗语之间”（注：[英]李提摩太：《中国的维新运动》，载《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60页。），使《时务报》以极其清新的风格，吸引广大读者，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诚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梁启超的文章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呢？这是因为他的文章除具有当时政论文章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其政论风格从《时务报》上的文章开始形成，在1898年出版《清议报》上的文章成熟，至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一系列文章达到顶峰。
    梁启超开创的“时务文体”，其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概括，略有下列几条：
    其一，“纵笔所至不检束”。即要求解除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束缚，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自解放”、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其目的是“取万国之新思想”改变国民的“脑质”，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接受对象并不限于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扩及到一些文化程度并不太高的一般民众。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全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抛弃“代圣立言”、“文以载道”、“托古证今”的教条，应于时势，畅所欲言，用自己的笔写自己要说的话，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摒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为了开通民智和鼓吹变法的需要，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级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使读者为之倾倒，受到鼓动，受到感染，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要想自己的文章能说服人、感动人，要想别人动感情，写文章的人自己先得有感情、动感情、以情感人。梁启超是在甲午战后“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之时走上政治舞台的。对民族的危亡，他忧心如焚，对朝廷的腐败、不思振作，他痛心疾首。他希望用自己情感激越的文字，把亡国的危险高山兀立般地展现在国人面前，震起警觉，启迪蒙昧！他旺盛的精力，横溢的才华，激荡的爱国热情，变法图强的坚强信念和对新中国美妙未来的憧憬，都要通过自己“灼然如炽火，热情如沸水，猛烈如飞瀑，奔腾如驰马”的文字表达出来。因此，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注：吴其昌：《梁启超》，第28页。），“对于读者别有种魔力”。
    以梁启超的政论为代表的时务文体，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它不仅风靡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但除梁氏之外，撰写时务文章的还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只是他们的文章并非具有“时务文体”的全部特点。所以后人评论说：“就文体的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注：吴其昌：《梁启超》，第29页。）开启一代文风，是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四、发表《变法通议》，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全面阐述他的变法主张的论文，也是戊戌变法期间最重要的代表作。正是这篇文章使梁启超声名远扬，成为维新思想的杰出代言人。这篇六万余言的长文由“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注：《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等十余篇论文组成，在该刊连载21期。在文中，梁启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论述了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了能否认真实行变法是关系中国存亡的大问题，向清廷发出了“变则全，不变则亡”的严重警告。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阐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进而推论人类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他以中国的赋税制度由贡助之法一变而为租庸调，由租庸调一变而为两税法，由两税法一变而为一条鞭为例，说明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今中外，“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法”是“天下之公器”，而“变”是“古今之公理”，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绝非人力所能抗拒和阻挠。他断言：“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文章全面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对清廷君臣上下“墨守祖宗成法”以致“百事废弛，率至疲敝，不可收拾”的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警告清朝统治者说：在强邻四逼的险恶情势下，中国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不是自己主动变，就要被人强迫变。主动变法，“变之权操诸己”；被迫变法，“变之权操诸人”。只有因势利导主动实行变法，才可能“保国、保种、保教”，挽狂澜于既倒；而被强邻逼着变，其后果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自变而强，否则就要像土耳其、印度、波兰那样被人“代变”，遭致瓜分亡国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