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1860年以来清朝洋务派的“变法”即以练兵置械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新政提出了尖锐批评。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指斥洋务派空言变法而专事“练兵”、“购械”是“不知本原”，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所以他认为，洋务派的变法只能叫做“弥补”、“变事”，而弥补、变事并不是真正的变法。非但顽固派的守旧不变，非致亡国不可，洋务派的“小变”、“变事”也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是弊病百出，奸宄丛生，贻害社会。
    梁启超是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根本”呢？怎样变法才是他说的“全变”、“大变”、从根本上变呢？他回答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可见，在梁启超看来，变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变“官制”，要学习西方的“法度政令”，进行社会政治的改革，而着眼点则在于开民智。
    梁启超一贯关注国民的教育问题。他认为，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和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束缚，导致中国社会人才的缺乏已达极点。而中国欲求自强，变法欲求成功，关键在于人才。只有当国民的教育程度有了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国民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维新变法、民权政治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反之，如果广大国民缺乏爱国心、独立性、公益心、自治力，愚昧无知，放荡无纪，公德缺乏，智慧不开，连起码的民主意识都没有，就根本谈不上兴民权，行民主，推行政治改革。后来在著名的《新民说》中，他进一步阐发了开民智的重要性，“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注：《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那么如何开民智、育人才、造就新国民呢？梁启超指出，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毒害中国知识分子一千几百年的科举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普遍设立包括女学、幼学、师范大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提倡西学、学习西学，对广大国民进行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教育。他变科举、开学校的主张，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对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无疑是有力的冲击。
    但是，中国的问题又不仅仅是人才的缺乏已达极点，更为严重的是，吏治的败坏也达极点。在《变法通议》中，他对清朝官场的空前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认为绝对不能指望那些老耄守旧的“肉食官吏”进行维新变法。要变法先得变人，即破格擢用新进人才，逐渐淘汰守旧官吏。所以梁启超说，“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即改变造就那些“肉食官吏”的官僚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度政令”，实行君主立宪制。他的这种认识与康有为“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40页。），“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源”（注：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载《戊戌变法》丛刊（二），第200页。）的主张完全一致，都表明了维新派对改革官制的高度关注。
    总之，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论及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诸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维新派的变法改革主张诉诸社会，实为维新运动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尤其是那“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呼喊，危言耸听，振聋发聩，说出了人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大有登高一呼，万山环应之势，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动。
    除《变法通议》外，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还刊载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波兰灭亡记》、《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说群自述》、《论中国之将强》、《论军政民政相嬗之理》、《知耻学会叙》、《西学书目表后序》等重要论著，极力宣传“伸民权”、“抑君权”、“设议院”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观点。他以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武器，对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发起了极其猛烈的冲击，动摇了历来当作封建政治宪法的儒家经典，使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文参考文献：
    [1]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董方奎：《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