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报刊事业，对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该文中，他提出“耳目喉舌”论，用耳目喉舌之喻说明了报刊“去塞求通”的作用。其后又在自己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文，继续阐发这一思想，论及创办报刊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巨大作用，且断言“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3日。），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十分丰富，仅《时务报》所及，略有以下数端。
    第一，他认为报刊是国家和国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梁启超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中国受侮数十年”就在于清政府的“壅塞”，壅塞的表现一是“上下不通”，二是“内外不通”。上下不通使君民隔膜，“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使中外阻塞，“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因此，这种壅塞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如何才能去塞求通呢？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办报。他对西方各国广设报馆，“有一学即有一报”，“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的情况推崇备至。他高度评价报刊的作用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他痛感中国报业的不发达，致使“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靠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无耳目、无喉舌，就像聋子瞎子哑子，“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因此，他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各国，民间要大力创办报刊，国家要大力保护报刊，充分发挥报刊“上下通”、“内外通”、“去塞求通”的功能，使国家臻于富强。
    第二，他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是以办学会和办报刊，首先是办报刊，来开始他们的政治活动的。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以政治活动家的身份亲自办报的第一人。对他来说，政治家办报可谓自始即然。维新派人士认为，报刊是唤起舆论、造成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抨击清廷秕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争取实现政治革新的重要武器和救国手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概括，就是参与政治斗争的“利器”。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所办报纸的政治性、党派性。他坦然承认，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以及《知新报》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在他写的《〈清议报〉叙例》中，他公开申言该报的性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注：梁启超：《〈清议报〉叙例》，载《清议报》第1号，1898年12月23日。）。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办报的目的就是使“天下人咸知变法”，“知新法之实有利益”，“而阻挠者或希矣”（注：《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他对报刊事业寄于极大的希望，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即满怀信心地预言：“准此行之，待以岁月”，必能“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大声疾呼：“报馆有益于国事”。一再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作救国的手段，是梁启超的远见卓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梁启超等人往往先办报，用报刊造成舆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争取群众，尤其是争取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即所谓“欲开民智，先开官智”，在“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的基础上再建立政治团体，推动政治改革。这就是梁启超主张为了建立议院，讲求法律，创立新的国体，必须先办报，“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的原因。以梁启超办《时务报》为肇始，中国近代各政治团体、各党派、很多政治人物，也都十分注意办报，并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
    第三，他认为报刊是“开民智”、“育人才”的重要手段。
    梁启超极其重视报刊在教育读者，提供新知，开通民智，培育人才等方面的功能。在维新运动期间，康、梁等人提出了一整套政治改革方案。而政治改革能否实现，国家能否兴民权、行民主，能否变法维新转弱为强，最关键的就是要唤起国民的议论，振刷国民的精神，提高国民的教育程度。所以梁启超一再强调：“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注：《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那么，在晦盲否塞达于极点的中国又如何开民智呢？他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办学校，二是兴学会，三是开报馆。事实上，三途之中，梁启超又更加看重报纸的作用，用力也最多。因为在他和其他维新人士看来，办学校是开通青少年之智，兴学会是开通成年人之智（主要是官智），惟有报纸是兼而有之，一纸之出，“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注：《〈湘报〉后叙》，见《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信息传布的空间大幅度扩展，城市和乡镇的广大民众都进入受众群体，在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社会启蒙上，较之学校、学会，报刊的影响更加深远、广泛。他认为：“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甚至说：“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道理即在于此。为了充分发挥报纸开民智、育人才的功能，梁启超一方面在《时务报》上撰文指斥清廷秕政，微论民权思想，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以时事和政论为主，大造变法维新舆论，进行政治启蒙；另一方面在报纸上又辟有专栏，“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造成新国民。
    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最早对报刊的重要功能有深刻认识的少数政治活动家之一。在维新运动期间，他自觉地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积极地利用《时务报》为维新运动鼓噪呐喊，制造舆论。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满怀激情地说：“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从22岁主编《中外纪闻》，开始其报馆生涯，到1920年旅欧回国参与主编《改造》半月刊，前后达25年之久，主编的刊物有《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庸言》、《大中华》和《改造》，可以说，他将其半生精力都倾注于办报以广开民智的事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