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超越前辈思想家“经世致用”、“中体西用”和“托古改制”等旧式理论模式，借助于崭新的西方人权思想的理论武器，从根本上将封建传统敲打得支离破碎，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彻底否定传统的狂飙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战斗姿态和决裂精神，披坚执锐，呐喊而前，组成了冲击旧世界的尖刀团队。
    一
    如果说君主专制政体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还起到一些维护华夏民族统一的进步作用，那么到了20世纪初，这种制度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落后和反动的东西。此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鼎盛阶段，中国资本主义也获得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形势下，继续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无疑会使中国丧失光明的未来，而坠入永远落后挨打的深渊。因此，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感，率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绵延了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
    青年知识分子宣称，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违反社会公益道德的“野蛮政体”，他们给封建专制政体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以四百兆积民成国、积国成天下者之公产业，为一二由战争、由盗篡、由世袭者攘为一人之私产业。……其位神明，其道崇尚，出言则为圣旨，署纸则为上谕，徽号则为圣神，命名则为天子，一人曰是其众不敢为非，一人为非万众不敢曰是……此之谓专制”，认为这种政体“涂毒天下肝脑，敲击万夫之膏髓，以殉独夫民贼不稍悔吝者分也”〔1〕。在此政体下， 一切用人、行政、司法大权“悉出于一人之喜且爱者，不计国民之利害而妄行之，其怒且憎者，不计国民之利害而擅废之；于其喜且爱之人，则可以加非常之宠荣，其怒且恶之人，则可处以无名之杀戮”〔2〕， 而“繁颐之律例”、“森严之王法”，“何一非出自寡人之私意者乎？”〔3〕 茫茫九州，除了君主的私产，万民无财；除了君主的声音，万民无息，一片昏暗萧瑟的景象。
    青年知识分子进而拔树寻根，论证封建专制政体给中国社会进步带来了极大阻力，是中国积贫积弱、停滞落后的万恶之源。由于封建君主把国家当成一姓之私产，行政职能以“牺牲全体国民之公益、谋求一姓之幸福乐利”为核心，物质生产就不可能得到重视，国计民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青年知识分子在分析了封建立法的实质在于防范人民保全君位后指出，在封建君主制的框框内寻求社会的进步是缘木求鱼，封建社会只能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因为封建君主制度既然规定国家是某一姓的私产，就免不了“保位”与“觊觎”的争斗，就免不了“亲藩倡乱”、“外戚擅权”、“权奸弑篡”和“揭竿而起”，结果便造成君视民如寇仇、民视君如大盗，君民交恶，斗争不已，整个社会在一治一乱中不断地走着恶性循环的老路。
    对于这样的君主专制政体，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它“永远黑暗而不能放一线光明于二百四十九星之一方面”，指出其“苟一日不除，则所以敲剥我国民，朘削我国民者，其害正无穷”，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打倒这个有害无利的“社会之蟊贼”，结束中国数千年的苦难轮回。〔4〕 年仅19岁的邹容在他的著作《革命军》中大声疾呼：“扫除奴隶性质……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重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去祸害，求幸福，使中国还魄返魂，与列强并雄，舍推翻封建专制政体无由，这就是青年知识分子批判君主政体后得到的结论。
    二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头上一圈神圣的光环，是一张无所不在的束缚人民精神世界的黑暗网罗。因此，不批倒封建思想文化，就不可能唤醒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也不可能真正摧毁封建专制制度。青年知识分子以大彻大悟的觉醒者自居，把批判传统思想文化、唤醒民众当做自己的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
    青年知识分子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学说的本质不仅是为独夫民贼的专制统治作辩护的工具，而且是涸人脑、吸人血、为一人服劳役的“伪学”。周作人著文说：“孔子定经而后，遂束思想于一缚，而文艺之作靡不以润色鸿业，宣布皇猷为用，所谓为一人者也”〔5〕。 在儒家学说的捆束之下，数千年服儒服、冠儒冠者，“精神委顿”、“思想拘囚”，所言所行，“但知元后作民父母而已，但知尊君卑臣辨天泽高堂陛而已”，无论是不辨菽麦的白痴小儿，还是杀人如麻的窃国大盗，只要他一朝南面称王，那些拘文牵义之士便不惜“从而为之囚，从而为之死，从而为之愤慨悲思”。这种所谓的正宗学说实在是教猱升木、令人变奴的“盗贼利器”而已。
    青年知识分子进一步对封建文化伦理层次上的三纲五常进行了重点轰击，认为这种伦理道德不是自然的、根于人类自由平等天性的道德，而是专制君主人为的“矫揉造作”，是封建帝王为了消磨臣民聪明才智，钳制臣民自由思想，使臣民柔顺屈从，从而有利于自己的专制统治捏造出来的。他们这样批判道：“彼以尊君抑民为目的，见夫宋儒尊三纲定名分之说，可以有利于专制也，遂从而表彰之，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6〕。 这种捏造出来的纲常道德能够杀人于无形，“惑世诬民，则直甚于洪水猛兽”。它除了有利于君主统治以外，毫无实用，“徒锢蔽乎无限之痴鬼于九幽十八狱而沉沦不悟”〔7〕。 一篇署名雷铁崖的文章举例批驳说：“中国之道德莫盛于南宋，而当金兵肆虐，黄河南北之民，肝脑涂于兵刃何限，试问可曾执道德二字以吓退金人，拯救同胞否耶？”〔8〕 纲常道德既然如此无补于实事，那些博带峨冠之流，高坐讲筵，迂谈三纲五常之精微，岂不令人喷饭？针对20世纪的中国远比宋代所处的环境险恶的现实，文章高喊进行道德革命，“推去旧宇，重建鸿模”，“涤尽旧日之陈朽，改易社会之观念”。
    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还对封建文化赖以存在和流传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口诛笔伐，揭露它是封建统治者戕害中国人才、摧折志士锐气的恶毒手段，“其剪伐于国民，比较帝力为宏厉，而尤可怖也。”〔9〕在科举制度毒害下，中国士子，髫龄入学，皓首穷经，“终身埋头伏案，奔走驰驱”。如果历数十年之风霜雨雪，考数科不得，“则家计日逼，自顾不遑，亦气短心灰，老且死矣，何暇议谋人家国事哉！”〔10〕少数侥幸得第者，在《四书》《五经》、八股帖括的长期砍削之后，已经是人性全无、灵根尽去的“阉然躯壳”，除了寻章摘句、笺注训诂、高谈义理、应酬奔竞以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不敢为乡曲豪兴游侠之雄”〔11〕。这样的士人虽然“鱼鱼雅雅，衣冠俎豆”，但“实则死人之不若”。愤世嫉俗的邹容更是把这样的士人形象地称之为“磕头虫”，说他们只会一意奉承，两面讨好，三手捞钱，“上顾粒顶，下顾荷包”，认为其人愈多，其害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