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以尊临卑的专制制度的砍伐下，在等级森严的纲常伦理的捆束下，中国人的天性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奴隶主义意识像一道甩不掉的魔箍紧扣在国人的灵魂之上。人们缺少自我个性和主动独立精神，习惯于自上而下的隶属和服从，畏官怕势，逆来顺受，笃守陈规陋习，安贫乐道，忍耐成了民族普遍认同的美德。青年知识分子从批判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出发，自然而然地转向对它们塑造出来的这种国民性进行剖析和批判。他们不无哀痛地揭示说：“吾国民之魂，乃不可得而问矣。梦魇于官，辞呓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鬼，热狂于博，涕縻于游，痁作于战，种种灵魂，不可思议。而于是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人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商黯其色，工悴其容，农喘其息，士淹其气。悲风吹来四山落叶，晚景袭人灯烛无光……耗矣哀哉，中国魂，中国魂！”〔12〕
    国民性格中的奴隶意识是青年知识分子集中抨击的目标。青年们指出，奴隶与国民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其间有明显的界限，“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13〕。由于历史上“支那人之性质曰柔顺、曰巧滑、曰苟且偷安、曰贪生怕死”，他们因此振聋发聩地宣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国民”，只有“以忍耐为宝典”的听人摆布的“奴隶”。《国民报》上一篇题为《说国民》的文章这样写道：“呜呼，吾尝观中国之民，未尝不喟然而太息也！不论上下，不论贵贱，其不为奴隶者盖鲜……天下至贵至重者莫如士，而中国则至贱者莫如士。彼抱其八股试帖以应科举者，俯首受搜检，则行同窃盗而不以为耻，揣摩主试之意，则行同妾妇而不以为贱，谓盖有益于吾之功名利禄，则虽断吾手刖吾足，以易其所谓进士举人者，吾何勒？至国家之事则掩耳而不欲闻，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剥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其稍黠者则曰吾辈学者，唯讲学问而已……嘻，是率一国之士而为奴隶也，国民何有！”而穷乡僻壤之间的平民百姓也是唯唯诺诺，牛之马之不以为苦，“虐之以田主，虐之以官长，虐之以吏胥，虐以土棍，务使之鬻其妻典其子而后已，然辈不敢动也……而遑论夫所谓选举权！亦不过吞声饮泣，诿之于命而已矣。嘻，是率一国之农而为奴隶也，国民乎何有！”〔14〕思想家的冷峻和青年学子的愤世嫉俗之情跃然纸上，犀利的笔触使昏睡的国人再也无法安枕。
    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国民性所表现出来的丑态进行了冷嘲热讽，“基喜惧颠倒悉听于他人之憎爱，闻有挫我折我者则色然而忧，闻有庇我豢我者则欣然而喜。故君相而能庇我豢我也，则奴颜婢膝唯唯听命……盗之贼之不以为辱，苟能遂其高车驷马锦衣美食之心，则甘为一姓之家奴而不辞”〔15〕，“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获异宝登天堂，夸耀于侪辈以为荣，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至极其鞭扑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无怒色无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几不复自知为人”〔16〕。一方面畏惧权势，唯唯喏喏；另一方面是自得其乐，不以为耻。青年们因此宣称这种国民性格是“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17〕。
    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不仅含上述两重奴隶主义成分，而且兼具奴隶式的乖巧圆滑，所谓“三分刁黠七分媚”，“其处世也，无圭角棱骨，其风度则从容不迫，圆满和乐也，其天性则平凡而单纯，无变化无波浪也”〔18〕。出门长揖、匍匐、叩首，进门请安、寒喧、唱诺；开口“大人栽培”，闭口“小的岂敢”。青年知识分子在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现象之后进一步指出，奴隶式的八面玲珑不但使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长于应酬，精通讨好之术，而且使中国人在大事大非问题上不讲原则、不讲信仰。他们以八国联军之役中顺天居民悬挂“顺民旗”迎接侵略者和香港华商集资修建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等事为典型，痛述这种无原则无信仰的奴隶圆滑给近代中国的独立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坏作用。青年们坚信，如果不进行国民性格的更新改造，靠这样的国民去完成反封建反侵略的历史重任，无异于“蒸沙求饭”。
    四
    早在近代初期，中国思想界就开始了对封建传统的反思，从旧营垒中脱胎出来的知识分子们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文化的完美无缺提出了怀疑，进而对它们的黑暗和腐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几乎所有的进步思想家都曾操戈上阵，与封建传统展开过搏杀。但是，由于他们自身与封建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联体关系，他们对旧传统怀着太多的眷念之情，没有勇气也不愿意将养育过自己的母体彻底否定。他们的揭露和批判虽然有时也具有一定的强度，但总的说来没有摆脱零敲碎打和隔靴搔痒的天生缺陷。他们在“经世致用”、“托古改制”、“中体西用”的山重水复之中兜着圈子，从未超出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一句话，他们始终没有明确打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叛儒家文化的旗帜。
    历史跨入20世纪的门槛之后，中国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1990年到1911年的12年中，全国新设立的资本10万元以上的厂矿达340家，加上1900 年以前设立的民族工矿企业，1911年全国的工矿企业总数达500家。 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为中国知识分子超越传统思想家的樊篱，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和批判封建传统提供了物质的和阶级的基础。文化上，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1904年仅江苏一省所办新学堂就达100余所，到1911年，全国兴办的各类学堂达5万多所，学生达一百多万人。还有大批的青年出国留学，接受正规的西式教育，仅1904年留学日本学生就达1300多人，1906年更增加到8000人。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留学青年组成了一个迥异于封建士大夫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代表了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
    由于较少受到封建文化的毒化而较多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年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批判封建传统的时候，不是像前辈知识精英那样到古代典籍或远古传说中去寻找批判武器，“以古驳古”，回戈相击，而是别开生面，把视点投向西方，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参照系，对封建传统进行正面的冲击。他们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特征。
    在青年知识分子借助的参照系中，有三根明显的坐标轴。第一根是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西方人权学说在本世纪初已经被引进中国，1902年留日学生杨廷栋翻译出版了《路索民约论》。1903年张相文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同年，老一代留学生严复也将弥勒·约翰的《论自由》翻译发表。这三部著作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与民主思想的代表作，曾在西方掀起过波澜壮阔的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风暴和思想解放运动。《民约论》宣称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人人皆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国家，乃是社会成员协议订约的产物，其主权在民，人民有权推翻破坏社会契约、践踏人权的专制政体。《论法的精神》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扬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论自由》宣传个性解放，认为个人的行动如果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国家便无权干涉。青年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忱，对这些与封建传统格格不入的思想作品进行了广泛地介绍、阐发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