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公正的社会司法
    以警察和法庭为核心的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政治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治安管理、维护各民族人民的自由平等、推进民主进程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职能。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由于从建国初开始白人歧视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并且融入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所以，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制度，以及所有法律的原则，都首先是以服务于白人的利益为首要前提的。虽然历史的发展促使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民权法，废除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联邦政府随后也实施了旨在反对种族歧视和隔离的“肯定性行动”，使黑人和少数民族在平等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不能否认，直到90年代，不仅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依然很强烈，而且在政治生活中，种族主义仍然“深深地隐藏于政府的战略与策略、政府职能与党派竞争的概念中，以及每个投票人的政党认同的潜在意识中。它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两党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但丝毫没有改变其种族因素的内在实质。”〔8〕在社会生活中， 当代美国白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排斥在各大城市仍然十分突出，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和司法机关主持正义和公道。然而在警察和司法机关方面，自60年代以来没有明显的改善，美国各大城市中的每一次骚乱，都是因为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肆意施暴而引发的。在洛杉矶市，警察局与其管辖的社区居民的关系自80年代以来一直因警察肆意施暴而比较紧张，市民投诉警察滥施暴力的次数逐年增加。
    黑人和拉美裔之所以经常成为警察施暴的对象，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这两个民族群体是中心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他们所在社区的贫困和失业人口多，黑帮与毒品走私严重泛滥，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犯罪率较高，是警察防范的“重点区”。自80年代以来，“毒品、犯罪、黑帮暴力和其它社会问题在洛杉矶中南区和市内其它区都很严重”。〔9 〕而且在这些社区，由于贫困人口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比较强烈，他们能经常接触到的“政府权力机关”的代表者便是警察。因此，警察不可避免地成为民众发泄的对象。二是在上述条件下，警察出入少数民族社区的概率比白人社区要高得多。在心理上，虽然他们对黑人和拉美裔社区的贫困现象抱以同情的态度，对其促成因素，深感无力回天。然而，作为警察而频繁地出入于这种多事的社区，他们逐渐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他们的职责就是用代表政府司法机关的合法的暴力去打击和镇压社会上犯罪分子的非法暴力。这种以暴力打击暴力为主要活动内容和方式的职业使警察潜移默化中染上了易于施暴的“职业病”。因此，每当他们到黑人和拉美裔社区后，“警察所持有的种族偏见比任何人都强烈，在他们眼中，每一个黑人和拉美裔男性都有暴力犯罪嫌疑。”〔3〕
    洛杉矶市警察局出现如此糟糕的问题，还有其它多种因素。首先，警察局长达利·盖茨本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忠实信徒，他认为美国的黑人无论怎样提携，都不可开化。他们作为一个劣等民族，根本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甚至不应该在美国社会上存在。其次，在警察局的组织和管理方面，警察局内部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长期以来，警察局在管理上过于松散，奖惩不明，措施乏力，不仅内部的帮派问题突出，而且不少警察参与毒品走私、行贿受贿等问题。由于没有任何执法部门监督和规范警察局在执法过程中的运作机制，所以，警察来到少数民族社区后，必然会出现恣意妄为、执法犯法的现象。再次，警民关系严重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与警察局的职业主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会管理方面，盖茨不是以预防社会犯罪为主，而是按照军事组织的方法，把警察训练成为打击犯罪为主的准军事组织。警察与社区居民的交往相应减少，警民关系生疏。警察的职业特性以及在执法过程中过多地使用武力和暴力行为常常遭到社区的指责，而过多的失误又加剧了社区居民对警察的不信任感。
    警察与市民不信任的对峙情绪直接导致了警察频繁施暴的现象，而每一次冲突后又加剧了警民关系的恶化。洛杉矶的警察频频失误，以致于许多警察施暴，已成为其职业的一部分。所以，洛杉矶市民已见怪不怪，只要法庭能最终还以公正，他们还能承受。但是，在80年代，洛杉矶和圣安东尼奥等城市多次出现警察施暴后，“警察的种族主义暴行仍然得到最高法院的宽容”。〔10〕尤其是在1991年3 月罗德尼被打之后，洛杉矶的黑人并没有立即发动骚乱，因为他们在等待司法的判决，等待社会还他们以公正。令人失望的是，在1991年涉及黑人的两桩案件，都以黑人不利的结果而告终。罗德尼被洛杉矶警察殴打，经过一年的审判，结果仍然不利于黑人。这在客观上激怒了黑人社区的民愤，认为美国社会已经没有公正可言。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下，黑人中的年轻人和好事者在黑邦的带动下，决定运用暴力的方式，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惟有暴力才是迫使美国的白人和各级政府倾听黑人呼声的最佳方式，舍此别无选择。
    四、新闻媒体的作用
    战后美国新闻媒体借助科技的发展，作用凸显，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从正面讲，现代化的新闻媒体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传递信息，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根据情况变化，作出最快的反应，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从反面讲，恰恰是由于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方面的快捷效用，任何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如果在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情况下，随意发送或播放出去，则会产生煽动民情、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洛杉矶骚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美国各地的新闻媒体就有双重影响，其中，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就正面作用而言，骚乱爆发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是以电视宣传为先导。正是由于见证人乔治·霍利得（George Holiday）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用家用摄影机把警察毒打罗德尼·金的全过程都拍摄下来，才使洛杉矶乃至全国民众亲眼目睹了警察施暴的每一个细节；也正是电视的及时报道，在骚乱爆发后，正在郊区参加黑人教会活动的洛杉矶市长布雷德利闻讯后急速赶回工作岗位；正是由于可视电台的及时报道，加州州长获悉了骚乱的进展情况后，多次召开电话会议；恰恰是电话可视技术将决策信息及时地传达到前沿的决策者。在骚乱过程中，“有关现场的电视转播和录像，成为骚乱后拘捕参加骚乱分子的记录材料。此外，这些录像也成为分析警察为何在最需要的地方迟迟不能到位的原始文献。”〔11〕可以说，现代化媒体为各级政府尽快地平息骚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美国民众了解到洛杉矶市中南区少数民族日益恶化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这对唤起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促使政府加大对中心城市的投入，都起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