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法回避的是，各种新闻媒体对洛杉矶骚乱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概括说来，新闻媒体所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6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新闻媒体，凡涉及城市问题报道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些敏感的词汇，有时附之以夸张的手法，从反面而不是从正面对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客观的报道，结果在电视画面或报刊杂志上描述和塑造出一种按常规或常识难以想象的事情来，久而久之，便不知不觉地使人们在印象和心理上形成一种固定的偏见和思维定式。所以，有关城市问题的报道大多是犯罪、失业、毒品等社会问题的报道，人们往往不看便知其内容，并有一种“未闻其详，先有感观，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感觉。比如人们在电视中常常看到的是黑人如何参与暴力犯罪和毒品走私，而实际上，美国的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白人。绝大多数的制毒者、贩毒者和兜售毒品者，也都不是黑人。新闻媒体所设定的报道思维定式和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其中不乏各级政府的决策者。
    新闻媒体促使黑人和韩国裔的矛盾扩大化。自从60年代韩国裔在洛杉矶市中南区开办商业店铺以来，这两个少数民族的关系日渐紧张。但是，如果不是新闻媒体的宣传，其矛盾不至于由一个城市性的民族矛盾演化为全国性的民族矛盾。对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新闻媒体并没有从历史和文化背景入手，客观地追索双方差异的根源，并从中寻求两者的结合点，而是按照盎格鲁白人的新教观念去解释和分析这两个民族矛盾的起源和实质，结果凸现在民众面前的是：夸大了韩国裔歧视黑人的种族观念，进一步削弱了黑人对韩国裔的容忍心理。在报道社会问题时，又以白人的偏见，把黑人描述为又黑又丑又懒惰的刁民，结果增加了韩国裔对黑人的不信任感。
    其次，在1992年骚乱中，警察作为司法机关的代表和象征，成为全社会的众矢之的。这与警察局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有关。但是，警察机关在民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很大程度上与新闻媒体的导向和报道密切相关。据美国学者罗纳尔多·雅各布斯（Ronald N.Jacobs）的统计和研究，在整个洛杉矶骚乱期间，仅《洛杉矶时报》从1991年3月6日到1992年4月29日骚乱的爆发， 前前后后共发表各类与罗德尼被警察殴打事件相关的文章357篇， 几乎每天都有一篇。而另一家报纸--黑人的喉舌《洛杉矶哨兵》--也在同期相继发表137 篇文章，平均每两天一篇文章。《洛杉矶时报》是全国性的，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后者是洛杉矶地区最受黑人欢迎的地方性报纸。从两家报纸报道的阶段性内容来看，实际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时间上基本是相同的。它们作为市民了解政府决策内情的重要窗口，其对警察局的报道和民众对警察局的评价，起着导向性作用。例如《洛杉矶哨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得理不饶人”的态度。《洛杉矶时报》在3 月12日到16日，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其矛头主要指向警察在殴打罗德尼过程中的残暴行为，文字中的火药味也更加浓厚。从3月17日起， 该报又将矛头对准警察局长盖茨，把他的公众形象描述为一个目无法纪、蔑视民众、玩忽职守、言而无信、为所欲为的官僚。在整个骚乱期间，类似的夸张性报道，在其它报刊中也屡见不鲜。这样，在新闻媒体托出的公共形象中，洛杉矶市警察局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均被夸大了。
    再次，在整个骚乱期间，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现场转播，成为暴民和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了解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为他们参加骚乱、伺机破坏创造了便利条件，因而对整个骚乱的发展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整个骚乱期间，忠实的电视观众中，除了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外，还有数百万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正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电视镜头中大量只能适合于成年人的刺激性镜头，在道德和行为上，对未成年人产生了一种十分恶劣的误导性影响。
    洛杉矶骚乱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有关方面统计，在骚乱结束后，洛杉矶市共有850个家庭无家可归，2万多人失业，有58人死亡，2383人受伤，被捕的1.9万人中被判刑者达6000人。虽然1992 年洛杉矶骚乱主要限于洛杉矶市区，但是，其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在洛杉矶骚乱期间，旧金山、拉斯韦加斯、西雅图、纽约和亚特兰大等城市也相继爆发了骚乱，虽然其波及的范围、参加的人数和破坏程度等都远远不及洛杉矶骚乱，但是，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市的贫困化、民族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性、政府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政策方面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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