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日本一般国民的感情控制。通过有天皇和首相亲自参加的仪式，激发普通国民以这些供奉在神社里的“人神”为榜样为模范，为天皇效忠而不惜一切，从而延续了日本小学义务教育中所灌输的一贯思想。这一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直接战争经验的日本年轻一代尤为奏效，塑造了他们错误的历史观。
    高桥教授用“感情的炼金术”一词，言简意赅地概括出靖国神社被作为一种国家宗教设施，它所推崇的“英灵显彰”制度及这一话语背后隐藏着的国家意图，即通过表彰和宣传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士兵的“崇高牺牲”，一方面它“隐蔽了日本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以及战争的残酷与悲惨”；一方面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使那些“战争遗属”和更多的日本国民“化悲痛为欢喜”，使他们的“不幸”转化为“幸福感”和“自豪感”，从而鼓动他们更踊跃地投入到未来的、新的战争中去，“自愿”、“光荣”地“为国捐躯”。
    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行径引发了639名日本人和韩国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将日本首相、日本国以及靖国神社推上了被告席。他们提出了小泉的行为违反了日本宪法，也侵害了原告的宗教人格权，要求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并为原告支付赔偿金。面对这一诉讼，小泉鼓动和组织其支持者为靖国神社和参拜行径辩白。2002年4月，一个名叫岩井益子的“战争遗属”向大阪地方法院提交了“陈述书”，称：“……丈夫生前是确信自己如果战死肯定会祭祀在靖国神社才奔赴死地的。对于我来说，靖国神社受到玷污，比自己受到玷污还要耻辱几亿倍。……哪怕只听到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言辞，我的身体都犹如被撕裂了似的，全身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望无际的战士们鲜血的海洋。”
    对此，高桥教授评论认为，如果说有像岩井这样的为战死者被“合祀”在靖国神社而感到“喜悦”的情绪，那么那些反对靖国神社的人却是因为战争和战死者被“合祀”到靖国神社而感到悲痛。所谓“遗属感情”，不只有岩井益子表述的那一种，也有“因为首相参拜而受到精神伤害的‘遗属感情’存在。”同时，“并不能因为有岩井益子那种感情存在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有必要参拜靖国神社，”“那些对小泉等提起诉讼的人们，他们的看法和感情，与岩井益子的完全相反。”“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问题，就是那些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受到重大伤害的亚洲各地人们的‘感情问题’。”
    此外，高桥教授还认为，“政府对‘遗属’的感情控制是‘感情问题’的核心。那些支持参拜的‘遗属’的感情是国家通过靖国神社制造出来的，是由国家一手操纵和掌控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动国民为其效忠，从而肯定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此应该澄清国民的认识。”
    他进而指出：“日本应该从这种感情控制中走出来，去体会亚洲受害国家人民的感情。”
    二、澄清历史，进一步追究战争责任者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和象征，对鼓舞军国主义精神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正如日本右翼堀桂一郎在其《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中所说：“靖国神社……是国民的道德景仰对象。作为唤起国民之克己献身的道德崇高感的教育设施，亦意义重大。”
    靖国神社建立于1869年，即明治维新第二年，原为“东京招魂社”。⑤根据日本明治政府的解释，“东京招魂社”是专门为在明治维新之际为明治政府战死的日本军人建立的，是供奉和祭祀那些人的神社。明治政府还进一步说：日本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领导优势”，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神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皇是神的后代，任何以天皇名义进行的战争都是“圣战”。那些日本人，无论其以前的行为是善或恶、是或非，只要是为“作为神的天皇”或“日本神国”参与“圣战”战死的，就都不是一般的阵亡者了，也不是“怨灵”，而变成为“卫国的神”，即“靖国之神”，或者称之为“英灵”、“英魂”、“忠魂”。⑥1879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⑦
    在日本，除了东京之外，全国各地还建有地方性的“招魂社”。后来，地方上⑧的道、府、县所在地的招魂社一律改称为“护国神社”，实际上，它是靖国神社的下属地方“分社”。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出兵占领台湾、参加八国联军干涉中国、进行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等，1931年后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规模、1941年又开始了亚洲太平洋战争。在数次战争期间，日本还在其所侵占的中国台湾和朝鲜、中国沦陷区和被其侵占的东南亚诸国建立了如“台湾神宫”、“朝鲜神宫”、“昭南神社”等不少“神社设施”。这些“神宫”、“神社”都是日本人用来为日本军祈祷胜利和祈求出征“武运长久”设立的，而那些战争阵亡者，则以天皇的名义作为“英灵”被“合祀”在靖国神社中。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裁决了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甲级战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公开承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其战犯的罪恶。但在战后的60年代，一小撮右翼分子、日本遗族会加紧行动，企图复活二战及二战前国家与靖国神社相结合的关系。并鼓吹“只有到日本以国家名义祭奠靖国神社中的亡灵的时候，这些亡灵才能得到安息”的“祭政一致论”。一些自民党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把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并由国家护持的法案，企图将战争罪犯“亡灵”“合祀”到靖国神社，使靖国神社恢复到二战以前的特特殊政治地位。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反对的呼声强烈，法案与“合祀”都没有被通过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