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值得注意的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认为有必要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而能够使列宁激动的只有党和国家的大事，他的生命不能离开党和国家的大事，因此注定要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激动，或喜或悲。脱离党和国家的大事，列宁的生命也就无法存在。1922年7月7日列宁针对医生禁止他进行“政治性探视”写信给斯大林说：“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而斯大林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介绍了他同列宁的谈话，说“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这对列宁的生命来说是一个悖论，从治病来说，脱离政治避免激动，他可以平静地活下去，但作为党的领袖，作为思想家，脱离政治，他又无法活下去，他是为政治而活的人。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