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海总商会与抵制日货
    领导商人进行大规模的抵制洋货运动，是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在1905年，为抗议美国政府歧视和迫害华工，要求取消有关的不平等苛约，上海商务总会曾在全国率先号召抵制美货，并通电各埠商会，以“伸国权而保商利”为口号，呼吁全国商界积极响应，很快就使这场斗争从通商大埠扩展到中小城市乃至集镇，形成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
    但是，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抵制日货斗争中，上海总商会却不仅未能发挥联络和领导作用，而且也很少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5月6日，上海各界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与会者一致赞成停办日货，拒用日本钞票，“通函全国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至密约取消、青岛交还时为止”（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242页。 ）。尽管上海总商会未对抵制日货公开表明态度，但商界各业却予以积极响应。9日， 书业、洋货业、糖业、北货业、五金业以是日为国耻纪念日而停止营业；旅沪商帮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定提倡国货、不装日轮、不用日钞三项办法，并“送请商业公团表决，通电全国商会，即日实行”；江北旅沪同乡会也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与山东同乡会“通函上海总商会及各团体机关，劝告在沪办货庄客，暂行停购日货及劝告沪上各商号暂行与日商断绝交易”（注：《申报》1919年5月10日。）。于是， 抵制日货斗争很快即开始兴起。
    上海总商会之所以在抵制日货斗争中无所作为，未能像以往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是受“佳电”风波的影响。当一些团体寄希望于上海总商会承担劝导各业商人抵制日货的职责时，总商会却发布遭致各界指责的“佳电”；此后又一直穷于应付和辩解来自各界的多方谴责，而且总商会领导人始终未真正认识“佳电”的失误，使得社会各界对总商会愈来愈愤怒，商界各业对自己的这一领导机构也啧有烦言，失去了以往的信任，因此均不再期待总商会出面领导抵制日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取而代之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3日， 该联合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通电各省商界，一律不用日货。
    随后，上海工商各业均先后积极响应。14日，新闻报、申报、时报等报社一致公决，从即日起不收日商广告，不载日本船期、汇市及商情；沪杭甬转运公会也议定“一律禁运日货，若货主将日货自行报装者，一概禁予卸料”。钱业、粮食业、洋货业、杂货业等许多行业的商人，都表示赞成以不用日货、不用日币、不装日船作为抵制手段，并明确指出：“凡吾同业，须知此项抵制，出于国民之自觉心，为救亡起见”，呼吁“大众一心，坚持到底”（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256-257页。），由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形成了大规模抵制洋货斗争的高潮。
    在抵制日货的过程中，爱国学生的宣传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上海学生联合会曾发出号召，“要求各商店不卖日货”，并派学生广为散发传单，调查日货，阐明“欲求国土之完全，非取消中日密约不可；取消中日密约，非誓死抵制日货不可”。当抵制日货斗争进入高潮之后，学生联合会仍希望说服上海县商会（又称上海南商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一致行动。5月31日， 学联会联络各界人士为追悼北京死难学生郭钦光举行集会。会后，与会者列队游行，来到上海县商会，“请商会一致进行”。但上海县商会向以总商会之马首是瞻，不敢轻易应诺，其正副会长顾馨一、苏本炎表示，兹事重大，须邀集各会董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决定。初定6月1日开会，学界代表应邀赴县商会，“将学界罢课之一切痛苦情形报告毕，即要求商会各董联络与学界一致进行，请为表示意思坚决与否，以定进行办法”。但顾、苏二人仍强调“事关重大，必须公众讨论，意见相同，方可表示”，并说时逢商界结清账款之际，到会者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议。延至3日上海县商会再次讨论时， 学界代表又到会吁请“发电致京师全国商会联合会，迅即转致各省商会一体联络，电请政府，因青岛问题事颇危急，上海一埠已发起抵制日货，坚持到底。……若仍无美满答复者，惟在进行第二步，停止纳税”（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266-268页。）。上海县商会正副会长依然如履薄冰，以“关系重大，非由全体会议，势难决从”为词，不敢表明态度。尽管学界代表要求不已，“甚至额首相悬”，商会会董却相继自行离去，最后无结果而散。
    与此同时，上海学生联合会还曾派干事三人偕同京津杭学生代表赴上海总商会，提出同样的请求。总商会正副会长因“佳电”风波提出辞职，当时已陷入无人负责状态，只由会董沈仲礼、姚紫若出见。沈、姚二人虽口头上对学生代表所提要求表示同情，但对“商界一致协同进行诸端，并未作何答复”，只强调“现在会长力求辞职，本会竭诚挽留会长不暇，须待会长问题解决，方能再言进行”，另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抵制日货一事，本会此次亦已聊尽绵薄。沪上有如此成绩，其实皆本会提倡之”（注：《申报》1919年6月4日。）。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中一开始就游离于运动之外的上海总商会，对抵制日货斗争的兴起与发展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越来越使自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
    与其他某些商会在抵制日货过程中的作用相比较，更可明显看出上海总商会的表现确实令人失望。例如在苏州，当抵制日货斗争兴起时，总商会即召开特别会议议定“由本会各会员分任调查日货与国货种类之区别”，以利抵制日货运动之进行。苏州学生联合会致函表示：“贵会对于抵制日货，素表热忱，实深感佩”（注：《苏州学联为查禁日货办法致总商会函》（1919年7月13日），苏州市档案馆藏档。）。 学联会为抵制日货拟订的五项具体措施，总商会也均积极表示赞成，再次赢得各界称道。有的还致函感谢总商会领导人“莫畏强梁，任劳任怨”，阐明抵制日货事宜，“端赖诸公一言九鼎，受福无涯”（注：《市民提出抵制日货意见书》（1919年6月6日），苏州市档案馆藏档。）。
    天津总商会在抵制日货斗争中的表现，也比上海总商会积极主动。天津学生联合会为推动抵制日货的深入开展，向总商会提出：“抵制日货为当今急务，贵会具指挥商家特权，劝勉阻止责无旁贷，抵制之有效无效，固视贵会为转移也。”（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3页。）天津总商会起先也有顾虑，后经过讨论，除认为学联会提出的商界讲演团不便另行组织外，“余条完全通过，均表赞成”，并积极配合实施，布置各业商人调查店内所存日货，制定抵制日货简章，另还派人担任审核各行商抵制日货审查员。类似的表现，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抵制日货过程中是不曾有过的。如果说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天津商务总会与上海商务总会相对照，体现出更多的软弱性与妥协性，那么在此次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则正好相反。由此可见，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许多方面的表现与作用都远不及其他地区的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