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与北洋集团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坛崛起的两支新的政治力量，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说，这两支力量是互为对立的政治力量，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为志，北洋集团则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责。从社会发展方面来看，二者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和改造，有许多共同的因素存在，只是方法和手段不同而已。在清末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统一的中华民国。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孙中山、袁世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对两大集团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缺乏研究。本文试图对同盟会与北洋集团的关系作出新的诠释。
    甲午战后同时崛起的新兴力量
    同盟会和北洋集团都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新兴的政治势力，而且经过10年的发展，都在1905年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这一年，也是北洋集团形成的标志年份。这两大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为清末政治注入了新的生机。
    1894年11月，还在甲午战争进行之际，孙中山愤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创办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但由于国内还没有形成革命的条件，所以尽管孙中山奋斗多年，其革命势力始终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先生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为之助。不意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应者寥寥。”①但到1905年，形势大变，孙中山“招集同志，合成大团”②的想法立即得到东京留日学生的广泛响应，“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加盟者三百余人”③。1905年 8月20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他与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严格区分开来，不仅有着统一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且还建立了遍布国内外的组织体系。一年后，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了革命进程中的三大发展阶段，由军法之治经约法之治达宪法之治，将中国建设为一个独立富强、自由平等的现代国家。④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所设计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是，“我等今日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平等、自由、博爱”⑤。这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前所有中国政治力量从来没有提出的政治现代化纲领，标志中国向西方学习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标志同盟会所从事的斗争，绝不是历代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复制，而是要开辟一片新的天地，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建设中国现代国家。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先后回国，按照既定的革命目标，以英勇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举行了数次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良机，积蓄力量。同盟会在革命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队伍，集聚了一大批革命人才，除孙中山、黄兴外，宋教仁、谭人凤、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蔡元培、居正、刘揆一、于右任、廖仲恺、朱执信等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则代表了清政府中小官僚中的改革派，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他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上光绪皇帝书中说：
    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⑥
    袁世凯在稍后的上翁同龢的两次说帖中，根据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更陈述了变法的迫切性，敦促朝廷迅速变法。他说：“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伺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眈，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矣”，如再“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束手待毙，而不可救药也”。他认为，“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遍饬各省，循法推广”。这样“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⑦
    袁世凯参加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他认真总结了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教训，学习西方，编练新军，改革中国军事，短短几年，在天津小站练出一支七千人的新建陆军，标志中国陆军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袁世凯以新建陆军为资本，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1899～1907年间，他在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继承和发展了甲午战争之后产生的改革思想，利用掌握的地方军政权力，大刀阔斧地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直隶的改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教育，从司法改革到城市的治理，直隶新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直隶新政是清末新政的样板，为各省所效法，“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⑧，“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⑨。北洋新政推动着全国新政的开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项措施经朝廷谕旨颁行全国，“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⑩。北洋新政主导着清末新政的发展与水平。
    袁世凯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以小站班底为基础广泛招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教育各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包括徐世昌、唐绍仪、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赵秉钧、杨士骧、杨士琦、严修、周学熙、梁敦彦、张一麐等。1905年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六镇成军，标志着北洋集团正式形成。北洋集团是清末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其改革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实际上推动了晚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高潮，为早期中国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以上这两支新兴政治力量，甲午战争之后同时崛起，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支重要政治力量，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发展方向，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迥不相同，而且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但他们实际都在致力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和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同盟会通过革命的方式，要对腐朽落后的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北洋集团则沿着改良的道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