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将领46人的通电，给清廷以致命的一击，迫使清帝不得不退位，但仍在尽量地拖延时间。为加速清帝退位，2月5日段祺瑞又与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将领再次联名电奏，其语气更加强硬。他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三年以来，皇族败坏大局，罪实难数……瑞等实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33）
    段祺瑞的这一通电，使满洲亲贵、少壮派贵胄丧胆，在退位问题上再也不敢议论什么了。只有一个胆大的，即恭亲王溥伟愤愤地说：“本爵因朝廷愿让政权，已署名认可，何竟指为败类？祺瑞此电，胁迫太甚！”（34）段祺瑞性格坚毅刚烈，绝不是仅仅发几通电文虚张虚张声势而已，而是说到做到。通电发出后，他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撤至河北保定，作出率兵入京的姿态。段祺瑞紧锣密鼓，不给清廷一点儿喘息的机会。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在万般无奈中决定退位。次日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至此灭亡。
    清王朝的覆灭是同盟会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承认，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集团中的军事将领，在迫使清帝退位实现共和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如时人所说：“共和之发轫也，主动于黎军（指湖北新军），被动于各省志士，然原动力则孙、黄诸君也。共和之解决，主动于段军，被动于各军将校，然其原动力则廖（少游）、靳（云鹏）诸君也。”（35）同盟会革命党和北洋集团的共同努力，推翻了清王朝，实现了同盟会预定的革命目标。
    辛亥南北议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大的历史事件，它促成了清帝的退位和共和制度的确立，减少了战争的流血和破坏，保证了国家的南北统一，有利于民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政治问题的范例，更有着不容忽视的特别意义。设想战争如果持续下去，辛亥革命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孙中山等对南北议和的成功最初是给予很高评价的。他在南北议和谈判进行中就曾说：“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36）就是孙中山后来，也曾对此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他说：“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划出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37）
    而实际上，南北议和达成的和平结局，通过不流血的谈判由民主共和取代封建专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家高度智慧的结晶。对同盟会来说，在革命实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对北洋集团的妥协，借北洋集团的力量推翻清王朝，而达到共和民国的确立和国家的完整统一，廉价地实现了革命的目标，这是不容置疑的。就是袁世凯及北洋集团，他们对议和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也是值得赞许的。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效法当年的曾国藩及其湘系集团，全力剿杀革命，做清廷的忠臣；一条是乘天下大乱之机，自成一派势力，自立为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袁世凯的一些幕僚曾经劝说袁世凯走这条途径；（38）一条是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推翻清王朝。袁世凯默察大势，最终选择了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合作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不可非议的。尽管他怀有极大的私欲，要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恰是这种私欲，却是促进辛亥议和成功和清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作为政治家来说，很少有人是没有私欲的。评判历史人物，是不能以私欲为标准的，而主要看他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即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总是由行动和结果写成的。对历史活动家来说，它的动机对于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意义。”（39）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发表赞成共和的政见。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3月2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主要由同盟会和北洋集团联合组成的内阁。随后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同盟会与北洋集团联合执政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代。
    注释：
    ①③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77、271页。
    ②孙中山：《致陈楚楠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5页。
    ④⑤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8、296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未刊），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
    ⑦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⑧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文海出版社。
    ⑨周小鹃：《周学熙传记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 278页。
    ⑩徐文霨：《跋》，沈祖宪《养寿园奏议辑要》，第885～886页。
    （11）《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第30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7页。
    （12）《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第69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7页。
    （13）（19）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 374、81～82页。
    （14）据毛注青《黄兴年谱》第84～87页，1909年前后黄兴一直在日本。日本人的记载是确切的。黄兴的讲话是事后回忆，史实准确，但地点搞错了。
    （15）孙中山：《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57页。
    （16）（17）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第192、269页。
    （18）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5页。
    （20）孙中山：《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7页。
    （21）（36）孙中山：《复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页。
    （22）孙中山：《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页。
    （23）（26）（27）（32）（35）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392、352、 387～388、347页。
    （24）［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25）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夏清贻：《运动北军反正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405页。
    （28）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 385～404页。
    （29）孙中山：《复直豫谘议局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0页。
    （30）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3页。
    （31）（33）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8～179页。
    （34）转引自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37）《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
    （38）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3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