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一次短暂接触
    1908～1909年之交的特殊政治形势，促使同盟会与北洋集团之间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可惜因为时局的变幻，两大势力欲结的同盟关系一闪即逝。
    1905年以后，随着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满洲贵族集团感受到了北洋集团对其统治的威胁。清廷为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度，开始打击和削弱北洋集团势力。1906年借官制改革，罢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外的所有中央兼职，剥夺其对北洋六镇新军的指挥权，随后又将袁世凯调至中央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其对直隶的行政控制权。1908年11月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派贵胄更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对北洋集团进行残酷打击。清廷对北洋集团的打击，促使北洋集团对清廷产生了离心力，袁世凯甚至产生了联合孙中山革命党以倾覆清廷的想法。袁世凯的这一想法是在其被罢官之前产生的，他的想法和行动在黄兴和日本人的文献里都有反映。
    1908年年底，当袁世凯的地位发生严重危机之时，他想到了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力量，曾派特使到日本与同盟会领袖黄兴联系，“当时袁世凯的地位告危，不得不和革命党携手合作。这位特使没有到东京，电报是在京都打的。黄兴是在元旦（1909年）那天到京都去的”（11）。正当黄兴与特使谈话之际，袁世凯给特使又打来电报说：“‘一切已晚，速归。’”（12）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和做法，民国后由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进一步得到证实。黄兴说：“袁氏当未辞职之先，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然代表人去后，终不见袁氏有些须举动。未几袁即辞职回籍，以意测之，或者因有为难之处，故不能动也。”（13）此两则史料说的是一回事，只是地点不同罢了，或是一方记忆错了，或是一件事前后两次提及，但史实是清楚的，而且一方还出自与黄兴关系密切的日本人之口。（14）这是袁世凯与黄兴的第一次间接接触，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均不成熟，所以袁世凯的这一想法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这一想法虽然没有实现，但由此说明袁世凯后来率领北洋集团叛清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一年后，他怀着同样的目的还曾派人与孙中山联系。孙中山1911年11月在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中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轻信来使。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15）袁世凯的这一做法，由于孙中山对袁的不信任也没有能够实现。
    武昌起义之前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与北洋集团领袖袁世凯的接触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两大势力很有可能结成同盟关系。
    同盟会、北洋集团结盟与清王朝的覆灭
    武昌起义以后，这两支新兴力量--同盟会革命力量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由对抗到合作，最终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既定革命目标。
    面对武昌起义及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张皇失措，满洲贵族集团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可以镇压革命，迫不得已，不得不请求三年前被其罢免的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出山后，先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节制调往武昌前线的所有水陆各军，继而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袁世凯责任内阁。袁世凯内阁成员，大部分为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王士珍、赵秉钧、梁士诒、杨士琦等，其余的也为亲北洋集团人物。北洋集团攫取了清政府的军政实权，清政府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武昌起义之后南北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和三种政治力量，两个政府是：北方的清政府和南方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三种政治力量：即以同盟会为主体的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南方革命力量、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清廷满洲贵族集团。三种政治力量中，同盟会革命力量与满洲贵族集团是根本对立的力量。北洋集团虽然附属于清廷，是清廷依靠的主要力量，而实际上北洋集团早已成为清廷的异己力量，从清廷夺取了军政实权。清廷虽然失去了军政实权，但仍然拥有国家和君主权威，在京师拥有禁卫军军队，在西北地区还有着一定的力量，如陕甘总督升允等。北洋集团与同盟会分处南北，表面上对立，实际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促成了两大政治势力的联合和合作。从同盟会一方来说，他们是辛亥革命的原动力量，但辛亥革命的爆发来得太突然，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和一定的实力，不仅不能控制起义的南方各省，更没有力量北伐，一举推翻清王朝。“即使在纯革命党人之中，如宋教仁等稍具头脑的人物，对前途亦觉担忧，认为攻取北京之类，只能作为鼓舞士气的一种策略，实际上难于实行”（16）。而要达到革命目标，只有寻求同盟力量的合作。辛亥革命是以同盟会的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它有可能把一切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团结在一起，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是一个汉族官僚集团，而且在新政中以开明著称，后来受到满洲贵族的污辱和打击，对清廷极为不满。袁世凯在回答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对形势的提问时说：“至少在过去三年间，本人（袁世凯自称）对于政府之诸多施策，同一般国民一样，极为愤慨。国民不断挺身走险，反抗政府，并非全无缘由”（17），对革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所以争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反正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同盟会正确估计了南北对峙的形势，把争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反正作为革命胜利的一项关键性条件。黄兴是武昌起义之后赶赴武昌、南京前线主持战局与和局的同盟会的最高领袖，“一切重要问题，皆取决于同盟会首领黄兴”（18）。同盟会的核心成员宋教仁、谭人凤、汪精卫等也先后集聚于武昌、南京，虽然同盟会内部意见不一，但以上数人的意见，应该说代表了同盟会的主流意见。所以黄兴早在11月9日，就以中华民国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致书袁世凯，对袁世凯在清末的政绩给予充分肯定，利用袁世凯与满洲贵族的矛盾，劝其反戈一击。他说：“以明公个人言之，三年以前清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迨伪监国听政，以德为仇，明公之未遭虎口者，殆一间耳。此段痛心历史，回顾能不凄然。”黄兴还向袁世凯表示，“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19）在此，黄兴向袁世凯表达了革命党人鲜明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向袁世凯提出了反正结盟的基本条件：覆清、建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