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孙中山在从法国发给民国军政府的电报中也同意这一意见，“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袁之说，合宜亦善”（20）。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重要干部集聚南京，议决组织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也表示维护同盟会争取袁世凯北洋集团反正的意见。他在《复袁世凯电》中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21）。在《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中，表示“南北军人同为民国干城，决无歧视。我诸同胞当审斯义，早定方针，无再观望，以遗后日之悔”（22）。所以，争取袁世凯及北洋集团反正以达革命目标的实现，是同盟会上层的共同意见，尽管内部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一方面来说，本来他们是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的重要依靠力量，但北洋集团的崛起，清廷对北洋集团的沉重打击，使袁世凯北洋集团对清廷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力。随着袁世凯的出山，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立即集在袁世凯的周围，并迅速恢复了集团的实力。清廷虽然对北洋集团抱有挽救危机的期望，但袁世凯北洋集团决不会效法曾国藩去做清廷的忠臣，而是借革命之际谋取最高权力，为谋取最高权力而与南方和解，形成清政府、南方革命党以外的第三种势力。袁世凯出山后采取的政治措施，就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展开。
    首先，在北洋军队接连取胜的情况下，袁世凯调整武昌前线军事指挥官。袁世凯于10月30日离开彰德南下，赶赴湖北前线，北洋军11月1日攻占汉口，首战告捷。27日又攻克汉阳，北洋军士气高昂，隔江炮轰武昌。武昌已无天险可守，黎元洪等已逃离武昌，北洋军一举拿下武昌。而袁世凯却在这时调整其军事部署，将主战的冯国璋从前线调回，任命为第二军军统，而命主和的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第一军军统，主持前线战事。段祺瑞一到前线，就下令停止炮轰武昌，“主张和平”。第二，袁世凯在军事上接连取胜的情况下向南方摇起和平的橄榄枝，主动要求停战议和。袁世凯主动要求停战议和，开辟了议和的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袁世凯最初利用自己的属下中与黎元洪有关系的人物过江与黎元洪交涉。刘承恩是黎元洪的同乡，蔡廷干是黎元洪在北洋水师军舰上的上司，袁世凯利用这种乡情私谊关系开辟谈判的渠道。第二条途径是，他支持段祺瑞第一军中的靳云鹏、廖少游等代表北洋军人与南方军界谈判并达成的五项协议。即：（1）确定共和政体。（2）优待清帝。（3）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4）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之责任。（5）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23）第三条途径是，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南北，公开议和，于是有袁世凯代表唐绍仪、南方代表伍廷芳的上海议和，并议定了和军界议和大体一致的和平条件。由此可见，袁世凯始终是南北议和的主动者，袁世凯的主动议和与同盟会期待袁世凯反正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促使了两大政治集团的联盟与合作。
    袁世凯主张与南方议和，北洋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赞同并持积极态度的有唐绍仪、袁克定、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田文烈、靳云鹏、徐树铮、廖宇春等，而北洋集团主要成员的唐绍仪等早在12月8日南北议和出发前就剪掉了自己的发辫，（24）颇有一定的味道。持反对意见或消极态度者为冯国璋、王士珍、张勋等。（25）但与南方议和是北洋集团的主流意见，且袁世凯为北洋集团的领袖，他的态度左右影响着北洋集团的政治态度，北洋集团中反对议和的少数派逐渐服从于主流派。进入1912年后，冯国璋等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孙总统电告北方将士，劝其反正，一时如冯国璋、张怀芝、姜桂题等，皆有复电，赞成共和，惟要求优待皇室”（26）。
    南北议和的核心是同盟会为主体的南方坚持推翻满清，实现共和，且毫不妥协；而北洋集团则坚持袁世凯为统一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中华民国统一政府的大总统。正如靳云鹏所云，“北军之主动在袁，北军将士之感情亦在袁。倘南军果能赞成推袁之举”，则一切问题，“从此迎刃而解”。（27）所以袁世凯的政治态度是南北议和的关键，他派倾向共和的唐绍仪为北方谈判的总代表，是他政治态度的外在表现，唐绍仪在议和中倾向共和的态度没有袁世凯的允许也是不可能的。而正当南北议和达成了积极成果，仅等召开国民会议而决定政体时（实际上拟定的会议办法，已确保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实现，仅仅通过一种形式而利于袁氏转移政权而已）（28），孙中山的回国并于1911年12月2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以为孙中山的当选为自己出掌国家最高权力制造了障碍，一气之下不承认唐绍仪与伍廷芳已达成的协议，并以唐绍仪越权行事为由将唐绍仪代表资格罢免，南北议和陷入僵局。直到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后向袁世凯和社会各界一再表白，将遵守南北代表达成的协议精神，“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第一条（即举袁为大总统）自无不能”（29）。“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30）。袁世凯得到这项保证后，才开始全力逼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至此已告全功，剩下的仅仅是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而已。
    清朝统治者和历代反动派一样，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些满洲少壮派贵胄组织宗社党负隅顽抗，给清帝退位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北洋集团为迫清帝退位，动员了集团的力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给清廷施加压力。政治上主要是袁世凯内阁成员赵秉钧、梁士诒等在皇宫中对隆裕太后直接施加压力，更重要的是北洋集团的军事压力。1912年1月27日，湖北前线军事总指挥段祺瑞联合北洋军高级将领46人联名发出要求共和的通电，“祺瑞等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换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31）。列名该电的除段外，还有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李纯等北洋将领，这些人分别为北洋军的统制、协统等，均握军权，有相当大的威慑力量。加之该电到京后，廖宇春等在京印刷万张，兼有报纸刊行号外，广为传布，震动京师。它和革命党人彭家珍的炸弹炸死宗社党首领良弼一样，对清帝退位起了重要作用。“说者谓彭、薛烈士之弹，段军统之电，足以夺禁卫军之魄而褫宗社党之魂，实乃祛共和障害之二大利器也。”（32）清廷经受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惊吓，终于决定退位。2月3日，隆裕太后授权袁世凯与南方谈判清帝退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