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四运动与上海总商会的改组
    上海总商会虽然未在五四运动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但五四运动却对上海总商会后来的发展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现象在过去也是很少见的。
    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的种种表现不仅令商界颇感失望，而且使相当一部分会员深感不满，改组总商会的呼声也由此而兴。不过，上海总商会的改组并非一蹴而就，仍经历了一番较为曲折的过程。
    考察有关史实，可知改组总商会的呼声主要来自于商会内部的一部分会员和会外的商界人士，报刊舆论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佳电”风波发生后，邹静斋、黄伯平、陆维镛等一部分会员在指责总商会领导人未经会董讨论而独断专行的同时，即曾指明出现类似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总商会的组织制度存在着缺陷，并进而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改革上海总商会组织”的要求。他们认为“上海总商会所以往往有极悖谬之行为者，其责任固在正副会长及会董，而根本原因实由组织法不良有以致之。故欲总商会成为一有益之公共机关，不再发生悖谬举动，非根本改组不可”（注：《申报》1919年5月21日。）。这样的认识， 可谓透过“佳电”风波这一具体事件，看到了当时上海总商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表明一部分会员的思想认识已明显提高。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之前上海总商会也曾有不能令人满意的举动，但“对于商会组织之良否，亦从无人注意，及之每一重要问题发生，总商会当局行动大拂人意时，始有出而反对纠正之者，事后又付诸不闻不问矣”，因此难以使总商会获得真正的改观。而在五四运动期间，这种弊端已为一部分会员所充分认识，当然可以视之为商人思想意识提高的具体反映。
    上海总商会内部一部分会员提出的改组总商会的首要具体措施是修改会章，而修改会章必须召开会员大会。按照总商会原有章程的规定，会员如达到一定人数，可以就某一问题联名要求总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共同讨论并予表决。5月28日，总商会60 余名会员在大东旅社集议，一致认为正副会长已提出辞职，会务停顿，“际此外交最紧急，国家多事之秋，上海为通商大埠，为商务总汇，对于全国商务关系甚大。商会为商人之商会，同人等均有密切之关系”，遂决定联名致函全体会董，“请即日定期召集开临时会员大会，讨论办法”（注：《申报》1919年5月30日。）。经会董商议，预定两个月后召开总商会临时会员大会。 随后，徐菊如等60余名会员又商定“建议草案”6条， 内容包括改定入会章程、减轻入会会费、增加职员额数、限期成立商品陈列所、创办商务日刊等。
    但是，总商会会董和会员对改组的意见并不一致。临时会员大会召开之前，总商会以另一部分会员反对为由将大会展期举行。虽然徐菊如等人依据会章的有关规定提出质问，但总商会仍坚持须经全体会董会议另行议定。由于一部分会董和会员的阻挠，第二次议定的开会日期，届时仍未能如期举行，改组总商会的计划遭遇一时的挫折。这次挫折表明，总商会内部的保守势力尚居主导地位。但从后来的发展变化看，保守势力并不能真正阻碍总商会的改革趋新，至多只是维持于一时。
    在此前后，上海总商会之外的商界人士，也曾采取不同的措施对总商会的改组施加了相当的压力。其具体方法是针对总商会所存在的弊端，另行成立“平民商会”。当时即有一部分商人认为，总商会“所办事务，除仰承官场鼻息外，不复与商家利害有何关系”；特别是“今次外交事件，有种种不满人意之举动。沪地商家，遂生莫大之觉悟，发起组织平民商会……俾免商家利害为少数官僚资格家所垄断。此举赞同者已数千人，将来必能成一真正商人团体，代表真正商人利益”（注：《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287-288页。）。“平民商会”之发起，显然是“上海大多数商家因不满于原有之商会，亟谋组织一伟大之商人团体”。虽然公布章程之后，该会并未开展多少实际活动，但这一举动足以表明，更多的商人已从对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种种消极表现的不满，进一步发展为从根本上对总商会失去了以往的信任，使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自成立以来首次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如果总商会仍然固步自封不作变革，其生存与发展势必也将随之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
    实际上，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成立，以及该会在五四运动期间与总商会非常明显的不同表现，已使总商会在商界中的地位与威望受到严重影响。此后，以街区为单位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又纷纷成立，并联合组织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又进一步对总商会的威望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总商会如果想维持原有在商界乃至全国的形象与影响，就必须自身进行根本性的改组，否则将很有可能会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
    报刊杂志连篇累牍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同样也使上海总商会如同芒刺在背，处于四面楚歌的窘困之中。自“佳电”出台，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等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报纸，即接连不断地披露上海总商会违背商人和各界意愿的乖张之举，对于各种改组总商会的呼声也积极予以刊布；同时，还发表多篇极富鼓动性的评论文章，阐明总商会存在的弊端，呼吁对总商会加以改革。例如《申报》发表的《告总商会会员》一文，说明“国民自决主义，今方风靡一世，世界潮流所趋，商人又安可不彻底觉悟哉”，呼吁总商会会员通过召开临时会员大会，从根本上改变总商会“为贵族商人之商会，只知拥戴接近官僚之人物，致商会仅成为传宣官意之机关”的现状， “造成平民的商会”（注：《 申报》1919年7月25日。）。 另一篇文章更是历陈总商会向来“挟商以自重于官，复挟官以示威于商”，如今威望扫地且黔驴技穷，“必于组织之方法，根本之思想，加以改良，庶几有豸”（注：《申报》1919年6月 18日。）。类似的宣传有力地配合了上述总商会内外主张变革的呼声，无疑大大增强了改组总商会的舆论力量，不仅使更多的人意识到总商会的改组迫在必行，而且也使总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五四运动期间，改组上海总商会的目标虽暂时遇到挫折，但却对紧接其后总商会会董的改选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不能忽略五四运动时期商界人士为改组总商会所作出的种种努力。1920年8月， 上海总商会进行了会董换届改选。通过这次改选，不仅正副会长易人，而且原有的33名会董中改选者多达31人，出现了上海商会自清末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换班，其意义和影响非同小可。如同有的论者所说：上海总商会的这次换届改组“是一次划时代的历史性改组，也是当时上海新旧两代民族资本家地位升降、权力转移的信号”（注：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章第1 节对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作了简略叙述， 第247页。），一批具有新思想文化素养、 受过各种专业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工商界代表人物进入上海总商会领导层，标志着老一代绅商型会董主持上海总商会时代的结束，也使上海总商会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并逐渐重新赢得上海工商界人士的信任与拥戴。
    应该说，上海总商会的这次改选与五四运动以及当时的改组呼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以来商界革新人士和社会各界共同呼吁努力的结果。正如《民国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言：“以前的总商会既不满人意，才有今日选举之结果”；“去年曾有剧烈之反对，终未能摇动。而此届选举，竟能将向来把持的势力完全推翻，可见商会会员具有改革的决心”（注：《民国日报》 1920年8月9日。）。显而易见， 如果不是商界革新人士锲而不舍地致力于改组的努力，上海总商会的此次改选将难以取得这样的成果。或许还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总商会这次历史性的转折也将难以在当时即得以实现。这些都表明，五四运动对上海总商会的发展历程确实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
    收稿日期：1999-03-18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申报》1919年5月、6月、7月。
    [3]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 ）第4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