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了19世纪阴沉的帷幕。纪元更始，20世纪的中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仓皇西逃，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这才有了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发的那道变法谕旨，这是20世纪出现的第一线微弱之光，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新政”的起点，它意味着慈禧开始接过戊戌变法染满鲜血的衣钵，尽管她的出发点只是要挽救摇摇欲坠的宝座。当年10月2日，慈禧再次下达懿旨，表示“变法自强”的决心，在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推动下，晚清新政开始启动，不过步履缓慢，到1905年7月之前，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清廷决定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枝枝节节的变法这才逐渐指向政治体制的层面。我们可以把此举看作是清廷决心改革政治的信号，当然这个时候慈禧还没有下决心实行立宪。9月，也就是清廷下诏废止运转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不久，五大臣大张旗鼓地出国考察，结果在上火车时遇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吴樾当场取义成仁，五大臣有惊无险，但出国的行程被推迟了几乎半年。11月，清廷颁发上谕，要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当年12月和1906年1月，鉴于上次的教训，五大臣悄悄地分两批出国考察，他们足迹遍及日本及欧洲许多国家，重点是考察君主立宪制成功的英、德、日等国。
    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归国后，1906年7月24日，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另外两位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设立议会，学习外国，地方自治，做好实行预算决算的准备等等。张之洞当时认为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反对宣布立宪，袁世凯、岑春煊、徐世昌、孙家鼐、张百熙等人则赞同立宪，皇族中的奕劻以及年轻的载沣也都持支持态度。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立宪的声音，包括荣庆、铁良等人在内，对此，皇室贵胄载泽的反击最为坚决有力。慈禧太后本身对立宪没有什么太深的成见，她所在意的是君权不得受到损害，服制不能更改，辫发不能变，典礼不可废。
    当年8月27日，袁世凯应慈禧之召进京，他主张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他在北京的立宪热情空前高涨，声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谁反对立宪，谁就是“吴樾”，就是“革命党”。他的这些言论一时博得了“倡导立宪”的声名。29日，慈禧召见大臣会议宪政之事，只有两个人默然不吭气，一个是王文韶，一个是鹿传霖，其他人都表示应该实行立宪，最后慈禧态度明朗了，王、鹿也只好勉强表示同意。9月1日，清廷正式发表“仿行宪政”上谕，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以及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等内容。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和国内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更是欢欣鼓舞。立宪派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祝贺9月1日这道破天荒的宪政上谕。9月5日的北京街头，商务印书馆分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以及多家报馆、阅报社，挂出龙旗庆贺，各个学堂乃至军事学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本来人民都很冷淡，并不理会，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各学堂学生上万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天津、保定教育界也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的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最热烈的还是在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那些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新兴的教育、报纸，无疑都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上千人，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登载在《时报》上，我们现在还能读出他当年的激动和兴奋：“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也都召开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是当时普遍的心声，其中有“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谢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搜人才，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就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据当年10月2 日《申报》报道，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光绪“颇深嘉悦”。
    善良的国人，在专制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的人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以为清朝真的要走上宪政的轨道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这次宪政萌芽是从官制改革入手的。就在颁布“仿行宪政”上谕的第二天，朝廷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徐世昌、张百熙、戴鸿慈、袁世凯等一批王公大臣共同编纂官制，两天后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他们制定官制之前首先确立了五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认同三权分立原则，因为议会一时难以成立，所以先从行政、司法着手这一条。当然，官制改革意味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可以说牵涉到所有官员的切身利益，阻力之大是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公心、没有慈禧的坚决支持，这是没有办法搞下去的。晚清的宪政萌芽从这里起步，从一开始就显得艰难，比如想裁撤吏部、都察院，因为反对的声音之大令慈禧都感到为难，最后只好妥协，保留这两个传统的衙门。所以，清廷虽然只花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改动的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