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11月5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封疆大吏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早在1905年8月起，朝廷就决定以奉天、直隶作为地方自治的试点，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自治局，将自治知识编成白话，广为宣传，从1906年11月起，袁世凯下令自治局在天津县一级试办议事会与董事会。奉天在1906年12月设立了全省地方自治局，次年2月开办调查员养成会，又办了自治研究所。
    1906年9月2日，清廷早在一年前计划设立的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正式启动（1907年8月，“考察政治馆”易名为“宪政编查馆”），12月初又将会议政务处的工作并入，直接归军机大臣领导，性质有点类似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法制局，任务包括调查各国宪法，制定宪法草案，考核法律馆制定的各种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制定的单行法、行政法规，等等。筹办代议机关资政院、各省咨议局要晚一步，从1907年才开始着手。
    法制改革走在行政的前面，早在1902年5月13日的一道上谕，就命沈家本、伍廷芳参酌世界各国法律，将当时的一切律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目的就是与国际接轨，在1904年设立了专门的“修订法律馆”。这一进程在1906年9月1日以后显然加快了，仅仅从这一年到1907年6月，就完成了欧洲、日本13种刑法、诉讼法及其他司法类著作的翻译，还有10种译而未完，接着又用大约一年的时间翻译完成了34种各国的商法、民法、诉讼法等著作。沈家本在主持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同时，不但非常重视派人去国外考察，而且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法律专家，“随时咨问”，1906年10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总教习就是从日本请来的。沈家本和伍廷芳从1905年起着手对《大清律例》进行修订，着重在删除酷刑、重罚，削减死罪条目，变革行刑旧制，删除奴婢律例，禁止买卖人口等，其中有多项是1906年提出并完成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一系列推动近代经济的商法都是1903年到1908年间出现的，与立宪的进程基本同步。
    当然，最热闹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生，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
    第一个立宪派团体是1906年9月中旬开始在上海酝酿，当年12月9日正式成立的“宪政研究会”，提出“务求尽国民参预政事之天职”，选举马相伯为总干事，雷奋为副总干事，有会员300多人，出版《宪政杂志》月刊，有比较浓厚的学术气息，但不是一个学术社团，而是讨论国家大事、乃至直接参加政治活动的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的产生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有相当关系，他一个人就捐资万元，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到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最初会员不过百余人，却都是一时精英，他们来自商界、学界、报馆、书局，其中包括张謇、汤寿潜、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年轻的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无不都是江南知识界的佼佼者。状元实业家张謇早在1904年起就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要人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朝廷立宪，甚至代拟了折子，还给袁世凯写信，请他赞助立宪。汤寿潜等曾参与其事。张謇、汤寿潜，还有张元济等在1904年6月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几）和其他达官显贵，推动立宪，如今机会终于来了。“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后来像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都加入进来。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存在的时间比较长，“预备立宪公会”做过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
    慈禧的“仿行宪政”上谕颁布后，远隔重洋的流亡客康有为也坐不住了，1906年10月21日，他起草一篇布告会众书，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或“国民宪政党”），大弟子梁启超不同意这个名称，主张叫“帝国宪政会”，被康采纳，于1907年2月13日正式改名，对外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主要的诉求除了召开国会，就是开放党禁。“帝国宪政会”在海外开办商务公司、银行，出版报刊，到处募捐筹集资金，不过对国内影响有限。
    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初名“宪政讲习会”，又叫“中国宪政讲习会”），时在1907年6月，此前他已经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宪政。1906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意联合杨度、蒋智由、熊希龄等人成立一个政治团体，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他还称许湖南人杨度为谭嗣同一类的人物，结果意见不合、各怀心思，合作不成。1907年10月杨度因为奔父丧回国，联合了湖南名流谭延闿等，成立湖南支部，1908年1月干脆把“宪政讲习会”改名为“宪政公会”，湖南支部改名为湖南宪政公会，接着在北京设立本部，当年还被清廷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国内许多地方设立支部，极一时之盛。也是杨度首开了“和平请愿”的先河。
    梁启超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已渐行渐远，他不想在老师过时的旗帜下做那些力不从心的事，通过《新民丛报》的平台，他以那支常带感情的笔锋赢得广泛的读者，他的影响已远在戊戌年的康氏之上。本来他打算与杨度合作成立宪政会，以杨度为干事长，自己不出面，本部设在上海。与杨度合作破裂后，他于1907年6月秘密到达上海，目的是争取岑春煊的支持，并寻求与张謇、郑孝胥这些江浙立宪派代表人物的合作，其实，张、郑等有实力、有声望，他们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正蒸蒸日上，自然不愿屈居康、梁之下，再说他们对康、梁的通缉犯身份还存在顾虑，所以会谈毫无收获。
    早在1906年底，富有学识、思想开通又有能力的旗人松毓捐出1000两白银，联合其他当地乡绅筹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他认为地方自治是立宪的基础，而地方自治的基础在于知识的普及。1907年1月6日举行成立大会，松毓被选为会长。不久会员发展到700多人，改名为“吉林自治会”，月出《自治报告书》三册，后改为《公民日报》，还开办了自治宣讲所、自治讲习所等。到1908年10月被清廷下令解散。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的出现已经是1907年11月，偏远的贵州也在这年12月开始酝酿成立“自治学社”，以后还有“宪政预备会”，其他各省也有各种立宪、自治团体相继诞生。
    1906年9月1日“仿行宪政”上谕的颁发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到1907年，就是远在新疆，也出现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拍下一幅“新疆谘议局”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谘议局毕竟是新生事物啊。在广西桂林，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从上海到日本东京，那些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早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和杨度这样的留学生代表还是初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但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是他们的时代，这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新思想或者他们的水平、能力更高，只是生逢其时而已。无论成也败也，如果只问是非，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脚窝、一个脚窝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