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特征论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征，卓荦可纪者有三，其中之一为变革的快节奏。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长在国门被强行洞开、处于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社会之中，国家遭屈辱、人民受奴役的可悲境遇，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情感。先进的知识层继承了古代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和承担“社会良心”责任的优良传统，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苦苦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种千帆并进的结果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很快会变成旧的社会思潮，而为更进者所取代。如维新思潮，流行的时间仅仅是从甲午到戊戌短短的数年；而革命思潮，也不过是在辛亥前后一段时间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当这两大思潮流行之时，社会主义思潮也静悄悄地步入中国，并在“五四”前后取代革命思潮，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社会变革步伐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注：瞿秋白：《俄乡纪程》，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29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等叱咤风云的弄潮儿，他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站在时代的前列，不久就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正如鲁迅所说：“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了。”（注：《趋时与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第536页。）
    与近代欧洲相经更能看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已经跨入快车道。以民主思想进程为例，欧洲从15世纪到18世纪共计经历了四个阶段：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尊严和个性解放的宣传；加尔文的民主、共和主张，鲍埃西等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格老秀斯、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思想、分权说的产生，英国立宪政体的产生；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民主思想的激荡，法国民主政权的建立。上述内容在欧洲的传播及实现经历了300年，而在近代中国只用了80年。
    社会变革的快节奏之所以产生，导源于先进知识层的性急心理。如康有为就曾说：“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土，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并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康有为全集》卷3。）性急心理作为近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先进知识层心态的失衡与扭曲。
    特征之二是变革的启动源来自于外部，并进而形成救亡与启蒙这一矛盾复合体。
    世界各国在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中，其变革分为原生型、次生型、殖民地型、感应型四种模式。原生型也即内生型，英、法为其代表；次生型即移民型，美国、加拿大为代表；殖民地型以拉美为代表；感应型以中国为代表。无论是原生型，还是次生型，乃至殖民地型，其共有的特点是西方式的价值观念、工业文明乃该国的内在因素，而感应型则是例外。
    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后发展型的前现代化封建国家，在尚未接触过近代西方文明这一异质文明的情况下，突如其来、也是被迫面对这咄咄逼人的挑战，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调适、回应应运而生，并引起对传统社会形态的整合，亦即社会变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源来自于外部，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的微弱状态，使内在的变革要求只能是汪洋中的一叶小舟。
    当然，以西方剑桥学派为代表而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即外因决定论。西方冲击固然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源，但是如果我国内部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因子，其结果也注定不会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也会缓慢地步入资本主义。外在的影响只是起了催化的作用，能不能化合取决于主体而非客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冲击反应模式”失之片面。70年代以后，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往学者在运用“冲击反应模式”中出现的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就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批评。
    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之一是救亡图存，此外则为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题不能单纯从经济形态上去理解，还应融入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用“启蒙”来代表似更为贴切。启蒙分经济上的启蒙，即由封建经济形态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即狭义上的发展资本主义；也有文化上的启蒙，即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发起挑战。
    救亡与启蒙作为矛盾本身的一个对子，其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对立的一面，在近代中国，由于来自西方社会的外在威慑一直存在，且日益加剧，以至于救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国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西方入侵所造成的深深的危机感，显然加大了国人的心理压力。相对而言，启蒙工作因处于次要地位而明显滞后，因此，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层只好又回过头来补课，进行文化上的启蒙。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外国资本的竞争，从来就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纵向地看是发展了，但横向看来，不发展的一面就暴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