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化为了现实，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它的诞生，决非瓜熟蒂落，而是一种人为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辛亥革命乃一早产儿。
    从经济角度看，作为新的因素的资本主义还处于幼年时期，甲午战前各种近代企业只有72家，资本额2000万元，还不及《金陵条约》中一次赔款多。这些企业中的工人人数不过5万，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一点二五。甲午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虽有长足进步，但在强大的封建经济面前，仍微乎其微。就国民文化教育水平而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说：“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4页。）它在晚年一再抱怨国人民智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甚至专门著成《民权初步》，从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入手，“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4页。）。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1917年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注：陈独秀：《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卷三，第3号。）鲁迅在其名著《阿Q正传》中塑造了农民阿Q的形象，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他还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注：鲁迅：《〈阿Q正传〉的正因》，《鲁迅全集》第3卷。）Ernest P.Young也著文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民主“不是毫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注：Ernest P.Young：《现代的保守主义者--洪宪帝制》，《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241页。）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帝制的影响太深了。士绅阶层饱受数千年专制和那些赋予历史实质意义、列举不尽的圣王英雄、帝室功勋、劣主昏君诸般故事的熏陶，所以，其帝制意识并未被新近接触的西方共和模式的知识所取代，只是被压抑下去了。至于一般民众，帝制的声歌、故事根植在他们的文化中，连压抑的情况都不存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辛亥革命并没有革去，康有为说：“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从瞽论日，冥行擿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注：康有为：《中国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9页。）这确非寻常之论。
    一种体制的产生与运行，是由当时社会的需要决定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滞后固不足取，但超前推行也是行不通的，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教训之三是领导变革的权力中枢始终未能健全，以致未能击灭反变革势力而推行全方位的革新。
    要在社会上推行变革，就必须有担负这一任务的权力中枢的出现。鸦片战争后我国最早产生变革思想的先进人物来自知识界，而非执政的官僚集团，而且人数较少，难以形成一股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同盟军，将变革主张付诸实施。林则徐虽然是高级官员，但并不得志，他更多的是作为思想界的人物为我们所认识。
    当然，鸦片战争作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它对我国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权力中枢，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战后的“小洋务”的出笼就颇说明问题。但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是“官僚政治”，哈罗德·拉斯基在1930年撰写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将其界定为：“控制权完全操纵在官吏手里，致使他们的权力危及平民百姓的自由。”“这样一种政治体制的特征是迷恋衙门陈规，循规蹈矩而不知变通，决策拖拉，不愿动手试验。”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肯定了哈罗德·拉斯基的观点。（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版，第2页。）这种缺乏弹性的权力中枢是难以担负起领导社会变革的艰巨任务的。
    应该说，近代中国权力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划分不少的派系，如由于政治主张不同，就产生了帝党、后党、洋务派、守旧派、清流派等，晚清重大社会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之所以得以推行，起因即在于此。西方列强的入侵所引发的浓重的危机感，使得权力集团发生内哄、崩裂，深受危机感焦灼情绪煎熬的革新派与坚持传统模式、文化信条的守旧派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与对峙。前者力图以激进的方式重组政治结构与文化价值，后者则希望以传统的儒家教义来维系人心，以阻击西方文明的渗透、列强的侵略，人们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变革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两极化这一现象。虽然，在两极派别政治主张不同的表面，笼罩着的是强烈的权力之争，居于两极之间、左右摇摆的关键人物--慈禧太后，竭尽权力制衡之能事。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长期存在，并且像滚雪球那样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量，使权力中枢领导变革的任务难以完成。
    社会变革首先是人的改变，长远地看，人的素质提高是社会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尽管历史已经证明，顺应历史改革发展方向的乃时代的弄潮儿，反之则成为历史发展的惰性力量，必将为历史所淘汰。但是，在某些特定时期，弄潮儿也并非时代的骄子，甚至会成为国殇的祭品、牺牲品，成为为后人缅怀、同情的人物。社会改革如果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而非局部的、枝节的，必须是“大变”，而非“小变”。由于守旧派的阻碍，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处于无序、无计划的状态，这样，失败的结果就变得十分的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