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之三是传统文化在近代变革中所起作用总体看来是负面效应较大，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综合反应能力，近代社会变革的文化背景极为不利。
    综合反应能力是指传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运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政体结构与经济能力与西方挑战的外部冲击作出有效回应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即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治精英，能否相对准确地对外来挑战的信息作出客观的判断与认识，能否及时有效地动员原有的各种人力、物力与财力等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来应付外来的威胁，能否成功及时地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自我更新的变革以适应外来的挑战（注：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综合反应能力极差，这其中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传统文化步入近代以后的负面效应则是最基本的。
    古代华夏文明居于世界前列，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但是，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经济，几千年来持续的是内向型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格局，生产工具、技术一仍其旧，人们的经济观念核心乃重农抑商、重本轻末，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壮大，只能自生自灭，成为千年不变的社会体系的补充。政治上，日趋完善、严密的中央集权只是发挥着稳定功能，这一顽石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窒息一切的稳定性，扼杀了政治制度中的革新功能。思想上，人们为圣贤古训、祖宗成法所束缚，难以逾越。长期缺乏优于本位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客观现实，巩固、增强并进而形成中国人以本位为中心的内聚意识，这种观念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根深蒂固，流被四泽，几乎牢不可破。尤其是“夷夏之辨”的世界观，严重阻碍着我国汲取异质文明，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儒家文化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不仅起着一种伦理功能的作用，而且具有宗教功能，儒家文化日趋宗教化。一层不变的经济，僵化的制度，保守的观念及封闭心态，使得我们难以承认自己的落后，需要借鉴异质文化而改塑自己。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为炎黄子孙所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中国步入近代以后难以对社会变革、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原因即在于，在社会进化的每一个时期，首先直接起作用的，乃是最切近的前一阶段的条件基础和运动惯性。对于当时的中国，要克服沉沦的惯性，改变僵固的定势，显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二、变革教训论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结果无疑是失败了，虽然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封建帝制的终结等，但这无助于改变总体上的不成功。论及变革失败的教训，荦荦大端者有三：
    教训之一是变革必须循序渐进，深入细致，不能奢望一蹴而就。
    近代国人在中西大碰撞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是什么含义呢？超越就是超过西方。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雄”、“并驾”、“问鼎西洋”、“雄视五洲”等，则不胜枚举。如近代中国变革之父魏源，他之所以编撰《海国图志》，其目的就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大西欧罗巴各国总叙》。）。郑观应也说：“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颁之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之才，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注：《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
    超越意识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由此引发的情绪急躁、行为冒进及急功近利。法国史学家高第说：维新派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权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维新派的计划太轻率了，太危险了，皇帝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以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他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样它就暂时被扼杀了。（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3-165页。）
    急功冒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变革极不深入。以20世纪初十年为例，1900-1902年思想界的主流为改良派的民权思潮，1903-1906年是革命民主思潮的天下，190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又风行一时，十年之中，议题三换，发展不可谓不快，革新势力不可谓不活跃，但是，透过繁荣的表象，即可发现不深入的劣根。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各种主张、认识，像压缩饼干一样被挤压在一起，由各个不同的派别反映出来，洛克、卢梭、克鲁泡特金被请到一起来进行大混战，这种场景看上去蔚为壮观，绚丽多彩，但实际上什么思想也没有真正扎根。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变革，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需要时，一切从头再来。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阶段，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到位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将外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而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认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犯的错误。动机本身是美好的、良善的、崇高的，但结果却出人意表，真可谓是“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注：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教训之二是政治体制变革应与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教育水平等相适应。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的思想深处，就潜滋暗长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欣羡与对专制制度的不满。林则徐在《四洲志》中道：美国“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合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洵谋佥同。”魏源也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比之中国，可谓又“公”又“周”，尽善尽美。（注：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八。）他还称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注：魏源：《大西洋瑞士国》，《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四七。）徐继畬称打了天下而不做皇帝的华盛顿为“异人”，“几于天下为公”，像尧舜一样了不起（注：徐继畬：《瀛环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将专制制度改造成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而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要付诸实践，则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