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武昌起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洋洋洒洒三大本，孙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只用了一段文字来高度概括，中心题旨是：
    （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无心助汉而亡胡者欤？”孙自己没有领导，也不承认有别人在组织领导，比如黄兴，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谭人凤、宋教仁等等。1923年3月，孙还在说：“中国现局堕落，一至如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出于无意，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9〕
    （二）武昌之成功得归功于两个法国人，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国人，即孙自己。
    头一个是法国武官：“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这么说，武汉新军的革命思想是由孙叮咛洋人灌输“成熟”的。
    第二个法国人是“领事罗氏”。孙在文中说：“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武昌起义，瑞澂“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武汉领事团开会商议，由于法国领事罗氏，是孙“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孙自称--引者注），称予命令而发难者”。“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于是各国赞成之，……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不言而喻，是孙的号令与旧交成全了武昌起义成功。不过，孙在行文没有否认“领事罗氏”的说法，那么，武昌起义就是由孙的“命令而发难”，这怎么能说“成于意外”？
    （三）黄兴无功可言。“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寥寥25个字。黄兴事前周密规划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闻变赶来武汉，亲冒矢石，血战一月，运筹帷幄，艰苦卓绝的一丁点影儿也不见了。
    （四）武昌起义成功的第二功臣是陈其美。孙上文的一段文字以陈其美始：“先是陈英士……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又以陈其美终：“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陈其美何许人？上海青帮大头目；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被推为庶务部长；任沪军都督期间，结纳旧官僚、买办，镇压农民抗租和工人罢工，排挤李燮和，并通过他人刺杀陶成章；孙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是其最得力助手。
    考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无法领袖群伦，远不能超越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更别提黄兴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最力者是宋教仁、谭人凤等发起，并得黄兴的支持与同意，武汉发难，居正等以陈其美无足轻重，原没有知照陈其美，而是请黄、宋、谭去主持的。
    其次，陈其美和上海光复并没有起“一木之支”的作用。湖南第一个响应，并且派出了劲旅支援；第二个响应的是江西，稳住了紧邻武汉的下游，上海到11月3日才光复，6日才成立沪军都督府，此时之前，还有陕、鲁、滇省已成立，黔、苏、浙独立虽晚一、二天，但军政府成立比上海要早。
    上海光复是光复会、同盟会共同促成的，革命军总司令是李燮和，他是当时公推的起义指挥人。陈其美为邀功，在李燮和尚未部署妥贴前，不经请示，即率部攻打江南制造局，“薄其门”时，即为清军生擒，李为顾全大局，“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10〕作解救，进而光复了上海。说来，李是陈的救命恩人。
    谈到沪督，按光复上海的功劳与德望，非李莫属，可陈为争夺，在没有光复会方面参加的情况下，擅自召集“各界人士”会议，以手枪威胁，爬上了都督宝座。当时，即引起普遍愤愤不平，有人主张对陈治以违令起事及窃踞名义之罪；有人主张由李榜示，变更陈的都督文告，李均以那将“贻误革命大局”而未采纳，退而督吴淞分府，随后陈取消吴淞分府，李又改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积极帮助光复浙江，又亲率光复军开赴南京前线，……所以，“江南之光复，实以上海为肇端；而上海之发难，则以安化李燮和为主谋”〔11〕。由此可见，说到光复上海和上海的作用，得先说李燮和，不能因为李后来参与筹安会的不光彩作为，就可前功尽弃，就可张冠李戴。
    （五）文中闭口不谈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及此前的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及其领导人的作用与勋业，这或许是对历史知之甚少的原故。须知，湖北新军1万多人中， 就有文学社员5000余人，还有相当多的共进会员，这些远非“法国武官联络”的成效。
    反观黄兴，通读《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以及新近发现散见于当时报刊刊出、或私家收藏的黄兴书信、演讲、电文等，尚未发现任何矫饰、夸张的情事，真是文如其人，心迹双清，“熟视徐行路觉平，心宽意适步更轻。”〔12〕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辞世前夕这样评价黄兴：“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和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13〕时间跨度几近一个世纪，唯独夸赞这样两位伟人，这是他最后的历史沉思。
    三 孙、黄组织、宣传才能比较
    最足以表现孙中山组织、宣传才能的，莫过于他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孙加入洪门后情况，当然也有他执意创建和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关于后者，本文作者之一撰写的《重评中华革命党》〔14〕一文，作了较全面的评价，这里就不赘述了，让我们着重看看前者事实。
    兴中会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任领导人是刘祥、何宽，他们分别被举为正、副主席。孙是参与创立者（一说孙为会长）。次年在香港吸收杨衢云、谢缵泰等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的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杨“气宇轩昂”〔15〕，“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16〕，“为人仁厚和霭， ……尤富于国家思想”〔17〕，孙与之初识，“即有相见恨晚之感〔18〕。成立会上， 杨即以颇高名望和思想激进而被举为第一任会长。“此为中国革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19〕，兴中会也才名符其实地开展工作。会后，杨积极准备广州起义，负责招募志士和筹集饷械，事败，“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设兴中分会”〔20〕，“经衢云热烈宣传，会务更形发达”，“众多醵金助之”〔21〕。1896年11月，杨晤孙于日本，孙以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责难备至”，杨是个明白的汉子，深知孙的潜意，“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22〕。1899年，毕永年有联合各秘密会党之议，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联合，孙被选为会长，孙以一派不能有两位会长为理由，说服杨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这才确立孙在兴中会的领导地位。兴汉会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杨仍“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23〕，卒为凶徒杀害。从此，孙独当一面。
    此前1894年秋，孙回到养育长大的檀香山，孙事后不得不自认：“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24〕这是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的情况。后梁启超至檀组织保皇会，“于是兴中会员多变为保皇会员，大势为之一变”〔25〕；1895年冬，孙“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26〕；1899年以后，“兴中会之团体，久已荡然无存。”〔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