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931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社”部分成员组成“平社”，以《新月》为阵地，发动了著名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要求宪政民主人权，发表《人权论集》。它不是像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宣言》，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成果，而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失败的余音，因而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迟到的人权宣言。虽然姗姗来迟，软弱无力，以妥协而收场，但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一次系统的人权宣言，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其历史局限是“功能主义人权观”，忽略“天赋人权”的“超验之维”，并企图脱离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
    一、起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失望
    1927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恐惧工农运动，主动追随蒋介石集团发动镇压共产党人的屠杀，其目的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确立一个安定和平的“秩序”。蒋介石政权在1927-1928年期间，虽然给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些权益，满足了其部分愿望，但蒋介石政权并不可能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真正安定和平的“秩序”，因为这个政权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
    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毛泽东1928年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7页。）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149页。）前后提法有改变，但蒋介石政权并非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性质政权这一点却没有变。国外学者认为，资产阶级“既没有控制、也没有影响过南京政府”，蒋介石政权所关心的只是“在政治上使政治精英处于依附地位，在经济上对他们加紧剥削。”（注：法白吉著，张富强、 许世芬译《1911-1937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0页。）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权普遍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波拿巴式政权。
    “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那些统治者国家的国家”（注：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8页、 第119页。）
    这对理解蒋介石政权性质很有帮助，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不就是利用政治军事特权聚敛起来的资本吗？这个政权代表资产阶级吗？代表买办阶级吗？代表地主阶级吗？其实就代表官僚特权阶层本身。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政权，蒋介石政权既利用过江浙财阀为其背叛镇压工农服务，又为其政权存在本身，用对付工会和共产党的手段，对付资本家，他们因上海总商会长傅宗耀和面粉大王勒索不遂，则由蒋介石下令逮捕并没收其财产，最后交赎金了事，又以同样手段勒索资本家石宝顺、欧炳光、徐宝真等。此外又强迫上海资本家认购公债和国库券。民族资产阶级亦奋起同蒋介石政权抗争。1927年4月26 日蒋介石政权强制接收傅筱庵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1927年12月在上海召开各省总商会代表大会，上海总商会提出“所有全国税收除关税、盐税担保内外公债外，其余捐税，宜统交商会保管”的议案，并发表宣言，声称“希望商人积极参预政治，以符合全民政治之实际”等。（注：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7月， 第392-393页。）要求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1928年6月资产阶级在全国经济会议上，要求整理偿还公债，废除苛捐杂税，裁兵。（注：《布尔塞克》第1卷，第23期。）对裁兵，声称“以打倒军阀之精神，打倒反对裁兵者。”（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36页，转引（1）。）同年10 月全国商联会召开代表大会，对社会诸问题作出决定，并选出十名立法委员，要求参政。（注：《银行周报》，第12卷，第43号。）1929年3月， 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地区国民党代表陈德征、潘公展提出“请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提案，虞洽卿等组织请愿代表团进行抗议。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以“把持商运，破坏革命”之罪， 通辑上海总商会长及党徒冯少山、石芒坤等人。（注：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和8月15日。）1929年5月2日， 国民党中常会指派虞洽卿等34人组织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下令上海市商民协会、上海总商会暨县商会、闸北商会一律停止办公。1930年6月21 日成立国民党控制的上海市商会。1931年上海各业团体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议向社会公开发表《对于上海市商会问题重要宣言》，要求“真正代表我商人利益”的“民主化革命化”的上海市商会，反对“继续为少数者从中劫持而作私人利用之工具。”（注：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7月，第396-399页。）
    与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抗议同时，国民党改组派和第三党亦发动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反蒋运动。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动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8页。）
    马克思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第892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其相适应。因此胡适等人在1929年至1931年发起的“人权运动”，是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与当时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运动相呼应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当然胡适等人在当时并没有自觉的资产阶级意识，只是他们当时从自由主义自由民主宪政理念，对国民党训政体制不满，而高举“人权”的旗帜，客观顺应了资产阶级运动潮流而已。
    “人权运动”的直接起因与1929年3 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军政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有关。会上上海特别市教育局长陈德征向大会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称“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注：《民国日报》， 1929年3月26日。）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称，“这岂不是根本否定了法治了吗？我看了这个法案忍不住了。写了一封信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博士，大意是问他‘对于此种提议作何感想’，并且问他‘在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个世纪哪个文明民族曾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注：《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号， 1929年4月10日。）结果此信被禁止在各报发表，陈德征却发表《胡说》一文，称“不容胡说博士胡说。”（注：《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4月10日。 ）这一下惹出了胡适的“正义的脾气”，加上他耳闻的国民党违犯人权的事件，如驻唐山的军队一百二十五旅，随意扣压商人杨润普，逼打致残，商会代表求情不成，被迫罢市；安徽一个大学校长，因为言语间顶撞了蒋介石，被拘禁多天，他的家人和朋友到处托情求人等，（注：《民国日报》，1929年4月1日。）他感到，“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注：《胡适日记》（手稿）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8册，1929年4月26日。）
    1929年4月10日，《新月》2卷2号， 发表胡适《人权与约法》和罗隆基《专家政治》两篇文章，批评国民党政权蔑视人权的“分赃政治”与“武人政治”，要求实行法治和专家政治，揭开了“人权运动”序幕。
    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指出，国民党政权“保障人权”命令，只禁止“个人或团体”侵犯人权，而不提及政府机关，这是“只许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侵害人民身体自由和私人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财产之被没收，如今日各地电气工业之被没收，都是以政府机关之名来执行的。”“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产嫌疑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到侮辱，自由完全可以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被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因此，胡适呼吁实行法治：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的要限。法治只认作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注：《胡适日记》（手稿）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8册，1929年4月26日。）
    这个“宪法”在训政时期要实行孙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权利与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胡适在文章中最后说：“我们需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看来，自由主义者人权要求仍是尊重训政秩序。
    罗隆基在《专家政治》一文中，批评国民党的政治是武人政治、分赃政治：武人控制政权，几十万行政人员从国家总次长一直到守门的门房，扫地的差役，都是由推荐援引、苟且的方法产生，既无选举又无考试。他认为政治上行政比政体形式要紧。工业革命后，行政管理必须用科学方法，实行专家政治。因此，他的座右铭是“只管行政不问主义。”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