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首要层面仍然是政治的，即主张男女平权与妇女参政。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继续，但却赋予了新的涵义。在这方面有不少文章论述过，我简要叙述并略陈己见。
    辛亥革命时期，尽管已经有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但真正的西方妇女观并没有广泛传播，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像秋瑾那样的自求解放的妇女，其主体思想还是反清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注：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辛亥时期的妇女运动“从军的踊跃和参政运动之激烈，表面看去，似乎是女权运动光荣的一页，实际说来，当时对于新潮尚没有深切的了解，不过静久思动，一种时势使然，所以我称它为‘新潮之蠢动时代’”。）
    经历过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民初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对“革命”与“政体变革”大失所望的普遍心态。在之后的共和政体之下，知识分子们新一轮的抗争开始了，这就是以陈独秀《新青年》为号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它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以新文化为手段，以反对非人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为目标，以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人、解放个性为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文化运动也赋予了妇女解放以新的涵义。概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妇女政治解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尊孔复古”逆流，反其道而行之，将妇女的政治解放定位于反对封建礼教奴役，争取政治人格独立。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而其中的“夫为妻纲”，则把妇女置于夫权之下，剥夺了妇女的参政权。为此，陈独秀号召：“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103页，三联书店，1984，以下所引陈文皆出自该书。 ）在政治上，妇女的人格独立有两层涵义，一是要在社会上确立妇女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二是要妇女建立自己的独立参政意识，不再把自己的政治权利轻委他人。经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特别是反孔老英雄吴虞等人的努力，应该说，其社会政治效果甚为显著。且不说妇女实际社会地位改变得如何，单就社会舆论而言，妇女的政治地位的确是提高了。另一方面，随着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新一轮的妇女参政热兴起，以广东为先声，浙江、湖南、京、津、沪等地的妇女纷纷组织各种参政团体，甚至要求竞选议员，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尽管这类活动在事实上没有多少实绩，且支持与反对者皆有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妇女参政争论中心问题已不再是男女天赋人权的平等问题，而是妇女参政的能力与时机问题，这显然比清末民初前进了一步。
    二、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与普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妇女政治解放的新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陈独秀在《妇女问是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妇女与劳工是社会上最没有能力的、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问题，离了社会主义，“断不会解决的”。因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但“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所以，“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李大钊在他的几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亦是妇女的解放时代”（《现代女权运动》），“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战后之妇人问题》）。30年后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为这一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作了最好的历史注解。
    概言之，“五四”时期的妇女政治解放理论，由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逆流而起，以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思想为过渡，至确立“社会主义”理想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