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层面是经济的，即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如何自谋职业，如何拥有与男子一样的财产继承权等，这是这一时期妇女研究的新动向。（注：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欧战停后，外国的经济侵略，山崩海陷般的压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旧的经济组织再也支持不住了，妇女们再不能安安稳稳地在家里度她那寄生生活了，她们不得不入社会去求职业，这恐怕也是促使“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关注妇女经济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但据我现有资料，当年这类讨论多夹杂于妇女问题宏观研究的文章中，也有一些针对妇女职业问题或家庭、财产权问题的专题论述，而真正从经济学角度系统研究妇女经济独立问题的文章几乎没有，目前研究这一时期妇女经济问题的专著也不多见，故这里只能初步地勾勒一个轮廓。
    在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从政治上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同时，另一些则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的经济问题，其中尤以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影响最广。理想主义者们浪漫地将“娜拉”介绍给中国女界，现实的鲁迅则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而且毫不客气地指出，出走后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论断让人扫兴，却是中国的现实。翻开民国报刊，因争取独立或恋爱自由而出走的女性，少有完满结局的。她们不是以恋爱失败告终，就是以谋生无着而“堕落”或“回来”，回到封建大家族中去，过比以前还不如的日子，甚至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鲁迅告诫女孩子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深知中国太难改变了，因此要妇女们发扬“韧”的战斗精神：“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可见，在争取妇女经济权这一点上，鲁迅的指认是简单、清晰而执著的。
    事实上，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是与社会分工变化、家庭结构改组密切相关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民国初年的家庭变革与家庭问题研究，而这正是与妇女经济地位有重大关系的命题。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将“五四”时期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几千年来封建大家族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向传统家庭挑战，倡导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小家庭制，使她们获得相对的经济自主权。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指出：“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而“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已不再适应现代生活，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晏始在《家庭制度崩坏》一文中，提出了实行欧美小家庭制的主张，认为父权的大家庭制在中国已难以维持，应代以“欧美式以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小家族主义的新生活形态”。严恩椿的《家庭进化论》则提到要将原有大家庭的财产分给各个小家庭，各小家庭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二号上的《新青年之家庭》一文，更主张小家庭的“出纳庶务，均由主妇主张之，男子无干涉之权”。30年代，一些知识妇女纷纷在报上倾吐自己建立小家庭后的感想，尽管喜忧参半，但不再是民初妇女一味的苦诉，这也不失为妇女相对经济独立后的一个印证吧。（注：我曾参预编辑“民国名报撷珍”丛书，翻阅过大量民国旧报，对此感受颇深。因受丛书体例所限，未将所见尽收其内，读者欲寻鳞爪，可参见其中《女性潮汐》与《时风世象》两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二、从社会角度，以妇女职业为中心议题，探索妇女经济独立之路。
    小家庭的建立，无论是男女经济共有还是各自经济独立，都必建立在妇女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基础之上。由是，为妇女在社会上谋得经济独立的一席之地，就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追求。陈问涛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一文中说，妇女职业问题，要算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问题，因为“照唯物史观，一切精神的变动，都是由于物质变动……倘使不能把妇女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什么‘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等，皆是空谈了！”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也提到了妇女的职业问题：“凡妇女不管父家夫家富的贫的，自己总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但在这样社会，女子的职业甚少，故最要的应由女界共同组织各种妇女的职业机关。”（注：《张竞生文集》，上卷， 154页，广州出版社，1998，以下所引张文皆出自该书。）从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报刊日益关注妇女的职业问题，刊登了不少讨论文章，有主张从女子职业教育入手的，有主张创办“女子共作社”等妇女职业组织的，有要求社会向妇女开放一切职业，并同工同酬的。加之20年代弥漫于知识界的各种新思潮下的各种社团组织，如属于工读主义的“工读互助团”、属于新乡村主义的“平民学校”等，也为妇女跨入社会求职提供了一些实验基地。与此同时，各大报刊杂志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有的还配上插图详加说明，这就为妇女谋职打开了眼界，提供了帮助。五四运动后，上海等大城市各行业都开始有女职员出现，而以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部门更为突出。（注：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请参阅何黎萍《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98（2）。 ）主张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张竞生，也在他创办的“美的书店”中招募了几位女店员。
    三、为妇女财产求得法律与道德上的保障。
    有了小家庭与自己的职业，妇女的财产未必就能得到保障，因此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与社会道德保障机制。为此，张竞生提出了以下几项措施：（1 ）“要求女子得与伊的兄弟同分产业--此事除从法律上要求规定外，现在最紧要的应由各地女界发起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运动。”“向那些比较开通的智识界、外交界、慈善界与农工商界等征求同意。愿者签名，代为登报赞扬，同时也算是为他们的女儿作保证人。”（2）凡已嫁得开通夫婿的妇人，应以情动与理喻其夫， 务必得一种法律性的平分产业的凭据。若有子女者，则母亲至少须有与子女同分一份家产的规定。（《中国妇女眼前问题》）这类主张，对于有产阶级的妇女来说，还有帮助，对于尚无任何财产可言的广大劳动妇女而言，就提不到议事日程上了。二三十年代就妇女经济问题在法律上的斗争，主要集中于打破限制妇女职业权的旧法律，制定新的职业开放、工资平等和劳动保护法等法律上。
    概言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索，是附着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各种改造社会思潮之中的，涉及范围广，但缺乏系统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