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探索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的，即如何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理论的时代特色，也是其主要的历史功绩。
    新文化运动要的是个性的解放，是对自由意识的追求（注：我很赞同王元化先生的看法，即“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时代”。参见王文《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载《炎黄春秋》，1998（5）。）， 这离中国妇女的现实相距甚远。如何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行动，就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课题。综观这一时期一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化上的大讨论，如伦理、道德、爱情、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独身、社交、教育等，就文化观念而言，概括起来无非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破除封建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观念。
    西方的妇女运动是建立在“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基础上的，它不仅仅要求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经济权和教育权，更重要的是它要为女性特有的思维、心理、价值观、审美情趣与生存方式等等争得发展权。但在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未给女性以独立发展的空间，妇女们不仅被严酷地禁锢在“家族”之内，更被弱化成男性文化的附属品，男主女从，天经地义，连女子也视为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从文化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为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呼吁社会把妇女当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人”来看待。他们引进西方的妇女观，介绍西方女权运动发展现状，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妇女观的有力武器。吴虞在《女权平议》中对封建的“男主女从”的妇女观发起猛烈攻势，指出“以欧美妇女之趋势证吾国家庭之现象，诚有不忍言者”；“愿通达古今之君子，览世界之大势，勿徒吟咏咀嚼二千年以上之陈言”。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如今欧美的男子，知道了女子的本领，承认女子有独立的资格，以男女两性为本位；依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加有解放妇女的必要，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人”，为男子的则应顺乎时代潮流，帮助女子实现“人”的解放。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强调妇女的解放必须是建立在妇女个体观念的“自觉”之上的，这是妇女摆脱男性束缚的第一步，并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
    “人的觉醒”不能等同于“女性的觉醒”，要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还必须从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价值。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意识中，妇女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祸水娼妇；或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或为男人泄欲的工具。在性生活及性文化上，从来没有“做女人”的独立的权力与意识。无性的爱和无爱的性，构成了“文化的死角”（注：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三联书店，1995。）。因此，从性别观念上正本清源，彻底肃清封建文化对妇女身心的禁锢，就成为“五四”时期的重要课题。为此周作人翻译引进《贞操论》，介绍蔼理斯性心理学及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妇女观，旨在向人们说明，女性不仅有性欲，而且是与男人有差异的；女性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性欲，都是正当与健康的。尊重妇女，就应从尊重妇女的性欲求与性心理、了解男女性欲差异开始，真正把女人当作有情有欲的活生生的“女人”来看待，男女都应如此。浪漫如张竞生者，设计了《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欲一改封建专制下“男主女从”的妇女观，确立“新女性中心论”，用女人天性中“爱”与“美”的特性主导社会，从而构成一种男女两性和谐的“艺术的生活”。但是，正如伍尔夫所说，女性的解放是以“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镑”为基础的。（注：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对广大妇女而言，制度的变革与经济的变革是妇女解放的硬件，硬件没有，其他一切免谈。因此，这类立足于妇女的性特征而阐发的妇女解放论，虽然触及了两性文化的深层，但超越当时妇女解放的现实太远，其存在意义只能是“纸上谈兵”式的理论探讨，而张竞生本人，也只能落得个“被淘汰出局的失踪者”（周彦文语）的命运。
    二、针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女子教育，为新的妇女观的普及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发展女子教育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相对稳步发展起来的各级女子学堂，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包括勤工俭学在内的各类女子教育，便是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共识下具体操作的成果。五四运动后，随着新一轮参政热的出现及人们对妇女经济问题的关注，女子教育似不再成其为“大问题”了。针对这种情况， 1922年11月6日，梁启超在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中强调，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的平等权，二是职业上的平等权，三是政治上的平等权。“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人权与女权》）在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多元共进的社会环境下，梁启超的提醒不是没有作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在提倡男女教育平权的同时，有人进一步提出了“女子的特殊教育”问题。1926年，梁实秋把卢梭的女子教育观介绍给中国：“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如其教育是因人而设的，那么女子当然应有女子的教育”。他还批评说：“男女平等观念影响于近代女子教育趋势者，至大且深，现代女子教育最显著的趋势，就是把女子训练得愈像男子愈好，这真是徒劳而无功的事。”（注：梁实秋：《卢梭论子女教育》，《晨报副刊》，1926年12月15日，转引自《女性潮汐》，221～224页。）1927年，马寅初在对北京女子学院中学部的讲演中，从女子具有“爱”“道德”“精细”“节省”等特长讲起，论述了男女差异及与之相关的教育观念，指出：“女子自有其所长，自有其特性，正不必强学男子，跟着他跑。”（注：马寅初：《女子之正当运动》，《晨报副刊》，1927 年6月4～6日，转引自《女性潮汐》，229～234页。）让教育更贴近妇女的自然特性，从理论上说是正当的，但与当时的现实迫切课题相左，故此类呼声甚微，未能也不可能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
    总之，“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并非是上述那些文化精英们的“发明创造”，而是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和传统文化，主要从西方引进的“他山之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必然具有以下特色：一、它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无论是阶级论和社会主义观，还是人性论和个人主义观，都无不具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缺乏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西方文化色彩；二、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性等各个层面的完整体系；三、由于一二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思想比较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因而在妇女观的引进、宣扬和实施主张方面，也就必定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如李大钊侧重于阶级斗争、周作人偏重于素质教育、张竞生热衷于性学普及等等。概括地说，其总体特色就是：西方的、完整的和个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