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帝反封建革命主流之外的人权运动
    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人权运动，批评揭露国民党摧残践踏人权的事实，言词激烈，但其实仍是在国民党党国体制内实现“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所允诺的“约法”“宪政”，是恨铁不成钢，小批评大帮忙，是一场和平的政治改良运动。这场运动发动者是脱胎于新月社的论政团体“平社”的成员。“平社”是依照英国社会自由主义的“费边社”而成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结社。（注：《现代评论》，第4 卷，83期，1926年7月10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版，第16页- 18页。）“费边社”代表人物社会自由主义者拉斯基（H·J·Laski ）的自由民主思想深深影响了平社成员。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的新信条是社会主义，”（注：《新月》卷2，1期，《编辑后言》；《胡适日记》（手稿），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8册，1929年3月25日，4月21日，5月11日，5月19日。 ）这种“社会主义”即费边社的“自由社会主义”，胡适在致徐志摩信中说：“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这方法，我想叫它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ism Socialism）”社会化这种“新自由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俄国道路的。“平社”的其他成员如罗隆基在论人权文章中亦大量引证拉斯基的理论，认同“新自由主义”。
    “平社”成员，据胡适称：在一两年之中常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讨论。去年（1929）我们讨论的总题目是‘中国的现状’，讨论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发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论人才两旺》，如罗隆基先生的“论人权”都是用讨论的文字改作的。今年（1930）我们讨论的总题目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个人分任。但在分配题目的时候，就有人提议：‘在讨论分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我们对于这些各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态度。究竟我们用何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几个朋友都赞成有这一篇概括的引论，并且推我提出这篇引论。”（注：胡适《我们走哪条路？》，《新月》， 2卷，10期；亦见《胡适论学近著》，一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经过平社成员12日晚上讨论，胡适以《我们走哪条路？》为题，发表在《新月》杂志2卷10号。
    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中指出，现在中国有三个路向目标，一是国民党的，一是青年党的，一是共产党的。如果不加思索，盲目选择则真有“盲人骑瞎马，夜来临深池”的大危险了。而胡适“充分利用我们的知识，客观的观察中国今日实际需要”，认为有“消极目标”与“积极的目标”两种。“消极目标”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之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分割好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我们受了这五大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能力了吗？”（注：胡适《我们走哪条路？》，《新月》，2卷，10期；亦见《胡适论学近著》，一集， 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
    胡适认为积极的目标是：
    “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胡适上述“消极目标”与“积极目标”一言以蔽之，是在避免“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前提下，通过渐进点滴改良实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这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也顺便批评假“革命”名义行专制与内战的国民党各派。他指出“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认为今日所谓‘革命’，真所谓‘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来代替武力，用这一班军人来推倒那一班军人，用这一种盲目势力来代替别一种盲目势力，这算不得真革命。至少这种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结果只是兵化为匪，匪化为兵，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于国家有何利益？于人民有何利益？”
    然而，当时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阻力，一是不平等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度，一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五大鬼”不过是这两大害的副产品。所以当时主张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先生在《村治》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文章，认为胡适立论，“轻率大胆，真堪惊诧！”指出“这三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先生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注：《新月》3卷，1期。）
    梁漱溟文章一针见血，指出胡适否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错误。而胡适则在《答梁漱溟先生》中，仍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之敌，对“军阀”，他不同意梁所说“扰乱皆军阀之所为”认为“扰乱大抵是长衫朋友所造成的。二十年所谓‘革命’何一非文所造成的？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来各地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注：《新月》3卷，1期。）把“军阀”与“共产党暴动”并列为“文人政客”的挑拨，而不当作客观社会矛盾产物，表明了其反对共产党革命的立场。
    本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属于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范围，而胡适等自由主义人士却不敢正视此重大现实问题，却避重就轻，提什么“五鬼乱华”枝节问题。这是由于中国自由主义者，在“专制政府”与“人民革命”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决定的：既想要民主自由人权，又害怕革命，所以只有如鸵鸟，罔顾左右而言他。而恐惧革命，更深层的原因，是如我在上篇指出的，他们优越的文化经济地位决定他们不可能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决裂，具有政治保守性倾向。
    与胡适的反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一致， 罗隆基在《新月》3卷1期发表的《论共产主义》一文， 在基本上肯定“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批判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
    在否定人民革命的前提下，“平社”成员又发表一些有关人权的文章，强调法治的制度建设。
    罗隆基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则“批评共产派国家观”，反对国民党“党国在上，主张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建设‘委托治权’与专家行政的政府”，基本上重复他《论人权》一文的观点。（注：《新月》2卷，12号，1930年2月10。）
    郑放翁则在《新月》发表《制度与国民性》，从新文化运动角度批评道德救国论，主张“法治主义”，认为中国落后原因在于传统的风俗与制度。他认为“我敢说中国人之爱国本心决不后于西人，在人民生命财产言论自由得真正法律保障之时，中国国民决可以露出一种崭新的气象，非如今日之暮气沉沉。（注：《新月》2卷，12号，1930年2月10。）
    为实现其政治改良的主张，胡适等人在发动舆论同时，还幕后活动体制内开明人士宋子文。据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在《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中称，宋子文当时“同情于一般私人企业，尤其同情上海资本家。……一名西方观察者甚至把宋称作国民党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注：[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27页。）所以胡适自然寄希望于宋。 宋在人权运动刚发动亦约见胡适。此外胡适还与改组派、国家主义派联系过。但他们同胡适“平社”成员一样，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依赖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又害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故而软弱无能，难以行其主张。
    在国民党“训政体制”下，即使温和的政治改良主张亦难以存在。1930年2月，上海市党部奉中宣部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5月，《人权论集》遭中宣部密令查禁。11月4日， 罗隆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经胡适托宋子文、蔡元培说情，才得释放。后又因写《我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1931年1月被教育部撤消光华大学教授职务。1930年5月胡适被迫辞去上海公学校长后，上海公学发生风潮，上海党部在报上发表宣言，攻击胡适为“反动文孽”，挑起“拥马风潮”，他们“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注：《申报》1930年11月15日；亦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33页、第36-37页。）11月22日，上海《民国月报》登出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演讲，《谈所谓的言论自由》，指责胡适想“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注：转引自胡适1930年11月25日致胡汉民信，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33页。）其信件亦受到国民党北平公安局检查。（注：转引自胡适1930年11月25日致胡汉民信，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37页。）但国民党政府毕竟未逮捕这些发论平和具有政治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书生。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注：《申报》，10月14日，《南京专电》。）胡适等自由主义精英在民族危机关头，“抛弃人权说王权”，与国民政府开始同心同德，共赴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