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孙在美国即接到黄兴从香港发出的“请速汇款应急”的电报，当时他“思无法得款”，拟电“令勿动”，幸他“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次日晨醒读报，才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何“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他认为：“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遂起程赴美东”，后又去英、法穿梭，“商革命政府借款”等事，当他于是年底抵上海时，革命党人满以为他带回了大批款项建设民国，哪知“不名一文”，幸旅美洪门筹饷局应他要求汇去美金3000元，“供归国旅费”，使他适时返国，第5天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7天就赴宁就职。
    黄兴戎马倥偬，主要忙于国内革命事业的组织与起义指挥，除了上述偶去南洋筹款外，还可再引一例：云南护国起义后，李根源等向日本政府借款200万元充作军费，经黄兴出面担保，才达成了协议。此前，国内各界函电交驰，热烈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这时已抵日本。适时正收到孙来信委请他向日本政府借款，购武器，建新军。信中说：“唯此事重大，外交上须有种种之手续。……惟兄足以助成此举”〔52〕，经黄奔走，不几日，日方即允借500万日元。
    五 孙、黄战略策略观等之类比
    孙中山直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他也未能从纯主两广、云南一带起义的固陋观念中蜕变出来，他的武昌起义“成于意外”论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有：1908年共进会的成立；1909年陶成章、章太炎的倒孙；1910年陶成章等重新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组成；……它都反映了革命党人普遍对孙的战略策略的不以为然。共进会认为，“同盟会举止纾缓”〔53〕，“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54〕；“陶成章等不满于孙侧重华南武装斗争”〔55〕；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此前“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56〕。
    在动力、方法上，孙始终迷信会党，直到1918年在写作《有志竞成》时，还坚持认为，1900年以前，“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但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等，均是发动会党或义勇乡团去实施的，可见他的指导思想并未改变。真正实施新军、会党结合发难的1911年黄花岗之役，才是辛亥武昌起义的序幕，也可以说是与其相似而规模小的演习，它是黄兴呕心沥血策划、领导的，体现了他的动力、方法、思想。
    黄兴一开始就注重革命大联合，主张数省纷起，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首起提出这一战略、策略的领导人。为实现它，他开始组建的华兴会就是一个超越省界的组织，为准备长沙起义，于本省布置已有头绪后，即派人去湖北、江西、四川、宁、沪等地结纳同志，运动新军，策反防营，接洽会党，关照江、浙光复会策应。他还着力于革命知识分子的发动、组织，在“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人士”〔57〕，如陈独秀、蔡元培、蔡锷等知名人士均在“招邀”之列。他的“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58〕，到同盟会后期已为志士们接受，武昌起义一举，即夺得全国的胜利。
    注释：
    〔1〕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2〕《胡汉民自传》引黄兴信函语。
    〔3〕民国建立后，如对李燮和有个合理安置， 他也许不会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246页，以下凡引用此文，不另加注。
    〔5〕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版，第471页。
    〔6〕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页。
    〔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22页。
    〔9〕《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页。
    〔1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18页。
    〔11〕钱基博：《辛亥革命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丛刊（七）。
    〔12〕（元）许谦：《白云集·四·马公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