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孙“莅美后，乃奔走各埠，向致公堂职员极力劝导”，虽“舌敝唇焦，均难收效”，“仅在旧金山结识……数人，毫无所得。”可是康有为于1899年到美组织保皇会，“未几旧金山、纽约、芝加古、沙加缅度、檀香山各地保皇会相继成立，会中职员多属致公堂分子。”〔28〕
    1904年，孙由日本再次来檀，“时兴中会员多已变节，存者寥寥可数”，“感于势孤寡助”，“知美洲洪门致公堂势盛，遂在檀加入洪门，藉为进行革命之助”。哪知“檀埠致公堂职员，时列名保皇会籍者众，竟有提议阻止总理之加入者”〔29〕。
    檀香山这种凄清局面，直到曾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的留日学生刘成禺的到来才有所改观：“大同报自刘主持笔政，旗垒为之一新，……使致公堂会员……前之误染康、梁余毒，以敌为友者，至是迷途知返”〔30〕；刘“革命横议，鼓荡全美，……美洲南北各埠同盟会之成立及筹饷赴义的伟绩均导源于是焉”〔31〕。
    “兴中会日本分会设于横滨，……会员二十余人”〔32〕，戊戌（1898年）政变后，康、梁等逃亡到日本，“实为旅日保皇党徒之全盛时代。是时横滨兴中会员多受康、梁煽惑，存者无几”〔33〕。1903年夏孙来，与孙“仍旧往还者”〔34〕仅有10数人。孙“原欲在美奠立兴中会基础，惟结果所得，正式宣誓入会者只有邝华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35〕。
    反观黄兴。黄兴比孙年少8岁，当孙28岁参与创建兴中会（1894 年）时，黄20岁，正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28岁（1902年）时，正由两湖书院选派赴日留学，行前赋诗，已有凌云之志：“小别何须赋惆怅，行看铁轨踏长空。”〔36〕抵日不久，即被举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初露组织才能。1903年5月回国，着力组织革命团体，11 月华兴会成立。在成立会上，黄兴首次倡先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为他们那一代仁人志士奠定了革命理论基石。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以及革命方法与手段十分完备。会员主要来自湘鄂两省，其他如闽、苏、浙、皖、川、赣、黔、粤、直等省也有列名者，实际上是个跨省区组织，其骨干成员宋教仁、谭人凤、陈天华、杨笃生、刘揆一、胡瑛、吴禄贞、周震麟、刘道一、张继等，大都在当时及此后的政治舞台上，昂霄耸壑，成了同盟会以及民国时期出类拔萃的人物，为革命作出过贡献。
    1904年是华兴会组织大发展、活动最有力、声势最宏大的一年，其声威东到上海、江苏、江西，北到湖北，西到四川，跨国到了日本，“东京的新华会就是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37〕。华兴会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是以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包括新军、会党的庞大网络，其人数在10万以上，这是兴中会无法望其项背的。
    四 孙、黄筹款业绩隅反
    辛亥前，孙长年在海外奔走，他自称“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被人称为“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38〕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一书是这样介绍孙“筹款”“接济革命”的：
    1895年，……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开始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他总以为金钱就在眼前，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和船票。〔39〕这段文字再现了孙捉襟见肘的窘态：
    兴中会日本分会成立不久，孙即“向会员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费”，会员“及闻”，“乃大为反对，且不再莅会所”〔40〕。1903年冬，孙在日又“有檀香山之行，以资斧不足，向黄宗仰商借二百元，始克就道”〔41〕。
    再看“专任筹款”：
    1894年秋，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即“提议发行革命债券，规定成功日加倍偿还，前后约得香港银数万元”〔42〕。可是，翌年初，梁启超抵檀募款，“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在他从未涉足的生地，竟“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另招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43〕。前者为港银，日后还要“加倍偿还”；后者为华银（比港银值高），是“捐”，数额也大得多。
    1896年，当孙“莅美”“奔走各埠”“毫无所得”之时，1899年康有为等至美，“复假商业救国美名”，“向各地华侨募集股金不下华币千数百万元，其中属于致公堂会员者实非少数”〔44〕。
    1903年冬，孙抵檀香山后，其母舅杨文纳以孙1896年第一次游美“成绩不佳”〔45〕，乃力劝“列籍洪门，以厚党势”〔46〕，被封为“洪棍”，他踌躇满志手订致公堂新章，按新章规定，每个会员须缴纳注册费美金二元，“会员逾十五万人”，“总数可收入美金三十万元以上，倘以此款协助祖国革命党充购械起兵之实用，则满清政府运命之日臻危险，不言可知。致公堂职员对总理此项计划，极为赞成，遂推举总理及总堂大佬黄三德二人亲往全美南北各地，劝导……注册，……周游南北数十埠，历时半载有余，……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后孙“旋渡欧洲”，来时借款就道，“濒行前犹赖欧美学界同志接济旅费始能成行。由此可知洪门总注册之成绩如何矣。”〔47〕
    1904年，孙中山雄心壮志未泯，再度来檀，乃变换手法，“印制一种美金十元之军需债券，载明‘此券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百元’，……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购者寥寥，全数仅得二千余元，以视梁启超所筹之数，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矣。”〔48〕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孙命汪精卫等到荷属南洋群岛筹饷，因未与时任教该岛，“成绩斐然，深受华侨信仰”的当地著名革命党人李燮和取得联系，“无功而返”。1910年冬，黄兴也赴同地筹措广州起义军饷，一去即与李等接头，“力劝捐除意见”，李欣然悦服从命，因此，“共筹款三万余元”〔49〕。
    1910年初，赵声、倪映典以运动广州新军起义，黄兴致电在美的孙中山求助，孙回电满口答应如期筹足2万元，可他奔走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筹集8000元汇去，黄兴等“咸异常焦灼”〔50〕，幸革命党人李海云毁家赴义，尽数将自己店内现款2 万余元捐出，才解眉燃。
    1911年初，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正紧张筹备，“屡电催款”，孙只是在采纳了冯自由的建议提出“变产救国”、“舍私从公”口号后，才使他们“大为感动”〔51〕，或抵或卖会所，并由冯自由具体负责，得以先后给香港统筹部汇去7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