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叶正是维新思想在中国大地上酝酿、发展和逐渐成熟的时期，屠仁守处在这样一个变法维新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究竟对变法维新持什么态度？他与维新派人物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1888年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写了第一封上清帝书，痛陈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清政府赶紧变法，以挽求国家危亡。当时屠仁守表示愿意代奏上达，并曾于公卿台谏诸臣中多方活动，但由于顽固派横加阻挠，结果并未成功。屠仁守被革职后，曾作为张之洞派系的一员参加过1895年底由张之洞和康有为在上海组织的“强学会”，《强学报》第一号上发表的《上海强学会章程》的末尾列有发起人名单，其中就有屠仁守。从以上事实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屠仁守不仅有支持变法维新的思想倾向，而且还有实际行动，为推动变法维新做了一定的工作。
    另外，从屠仁守结交的人中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屠仁守的思想倾向。屠仁守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一八八八年，康有为除请竭帝党首领翁同和，并和帝党盛昱、沈曾植进行接触外，又和侍御屠仁守往返频繁，代以拟稿。”〔20〕屠仁守在这些奏折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递到宫里。康有为代写的奏折有《开言路折》、《铸银钱折》、《停止‘海军捐’折》、《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戒折》等等。这些奏折文字严谨典雅，确属康有为雕琢笔削之功，而这些奏折的中心内容则都是依据屠仁守的意图写的。康有为在1902年给屠仁守的一封信中提到他代屠仁守草拟《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的情况。信中说：“太和门灾，公救火退朝，即来仆所，手写四条命拟谏书，皆关朝廷第一大举，开举国不敢开之口。”〔21〕这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那么，屠仁守为什么会与康有为有如此的默契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屠仁守和康有为有着相近的出身和经历。他们两人从小都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钻研的是程朱理学，并都希望能够通过科举正途进入统治阶级行列。两人唯一的区别则在于及第的先后。其次，屠、康二人都偏爱科学文化知识。屠仁守曾受学于近代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熟悉天文历算。而康有为本人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他的名著《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就是用西方的数学原理来论证人类社会的。对科学文化知识的爱好与研究无疑是屠、康二人产生默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强烈的爱国热情恰似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屠、康二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面对19世纪末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屠仁守和康有为“每与语国事，辄流涕”〔22〕，对中国极贫极弱的状况痛心疾首，为国家的前途备加忧虑。如果屠仁守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官僚，他能与一个激进的维新派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他能让自己的反对派替自己草拟奏折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屠仁守学识渊博，洞达古今，时人称之为“海内大儒”。同时，屠仁守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又有一定研究，学贯中西。被革职后，屠闭门谢客，潜心于宋五子之书，不敢过为高论。后西游至太原，主讲于令德堂，并任令德书院院长，为山西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屠仁守代山西巡抚胡聘之草拟了《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提出要“革书院旧习，凡辞章考据不急而无用者，悉弃弗治”〔23〕，主张开设天文、地舆、农务、兵事等一切有用之学，并且提议在书院之外设立水师、武备、器械及工艺制造各类学堂。他在山西执教期间“士风为之一变”〔24〕，为开启近代山西的学术风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897年刘廷琛曾奉命视学山西，回朝后以屠仁守教学之效“闻于朝”。1900年，清廷“以教士有方，赏山西令德书院院长已革御史屠仁守五品卿衔”〔25〕，他的教学成绩得到了清政府的肯定。同年，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境内蓬勃发展，教案众多。屠仁守精通西学，山西巡抚毓贤怀疑他与外国教士有所勾结，屠仁守无奈只得离并赴陕，主讲于陕西三原的宏道书院。1902年，屠仁守又被清政府任命为陕西大学堂总教习。总之，屠仁守的后半生主要是在从事书院教育中渡过的。他从事教育的指导方针贯穿着“经世致用”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教育思想，这在他代山西巡抚胡聘之草拟的《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和1902年的《恭谢天恩疏》中都有明显的表露。屠仁守晚年为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他晚年从事教育的指导思想来看，他也不能算是一个顽固派。
    纵观屠仁守的一生，他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官僚，他对维新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的。但他也不能算是一个维新派，他与康有为等维新派还是有所不同的。作为一名卓有远见的封建官僚，屠仁守在改革弊政、稳固和加强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同侵略者抗衡这一点上与维新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囿于时代和阶级立场，他的思想倾向还是具有一定保守性的。对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他是哀其不振，怒其不争。尽管在他的奏折中也曾提到过谋新，但事实上他对变法维新的理解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是有所区别的，他对变法的要求也没有康、梁那么强烈。1895年严复发表了《辟韩》一文，文中严复大胆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毫不畏缩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并发挥了自己所相信的民主理论。张之洞看了这篇文章后，把它说成是洪水猛兽，并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屠仁守在《辨〈辟韩〉书》中痛骂严复，说“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字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26〕。
    由此可见，屠仁守的政治立场比较接近张之洞，他们同属于清流派。屠仁守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祖父屠之申曾任直隶布政使署总督，其父屠道昕为道光丁酉举人。屠仁守虽然也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文化，但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激进的民主、民权理论，他与张之洞一样，都将它们看成是异端邪说，从根本上难以接受。与此同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尽管屠仁守一时还难于接受那套激进的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论，但他与那些封建顽固派是迥然不同的，这一点不容忽视。
    总的看来，屠仁守既不同于封建顽固派，又有别于维新派，是一名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一名学者，他既以程朱理学来装点门面，又对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有所研究。作为一名封建官僚，一方面他对西方的东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兼容并蓄，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心有介虑；一方面他同情和支持变法维新，而另一方面他一时还难以接受西方激进的民主、民权理论。作为一位教育家，他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代山西的教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屠仁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和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而应予其以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