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逼债说”质疑。
    史达在《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中说王国维之死“实缘受友累，经济上挨到过量的压迫耳…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给罗女，作为津贴…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不料大折其本…且又背了不少债务…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注：《文学周报》第27卷六、七合刊。）郭沫若和溥仪等也持同样观点。但核实有关材料，此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6年9月底，王国维长子潜明（字伯深）病逝。事后， 罗振玉将其女迎归，这件事本来就大伤王国维的感情，又因之引出潜明遗款的误会，导致罗王交恶。原来，潜明病逝后，海关照例给其配偶一千多元恤金，但恤金落入王国维继配潘夫人手里，并未转交给罗家。后来罗氏提及此事，王国维向太太索钱，太太不给，说：“儿子衣衾棺椁丧葬费尚未料理，此款不能就给媳妇。”王国维明知无理，但经济大权在夫人手中，只得如言复罗。罗氏怫然：“衣衾棺椁之费，都是我姓罗的支付，你王家几曾出一文，伯深是我女婿，不要你还钱。恤金有关章规定：要给死者配偶…至于你家有什么困难，你说，我唯力是视。”但钱拿不出来，王国维也没办法，最后罗说：“钱不要了，我自己另给一笔钱予我女儿。你一个男子汉，在大是大非方面管不住老婆，我们的交情就算了！”（注：刘蕙孙《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见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后来王国维回乡将薄田卖掉，凑足三千元抵海关恤金及其他项遗款寄给罗。可见罗氏并未逼债，王国维也未赖债，这也可以在罗王往来的几封信中得到进一步证明。1926年10月24日，致罗振玉信中说：亡儿遗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理。”10月25日信中又说：“令媛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儿遗款不归令媛，又当归谁？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媛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10月31日信中说：“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款如此之拒绝？”罗氏收下此款后回信云：“拟以二千元贮藏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注：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罗王虽因此事绝交，但决未达到逼王国维自沉的地步。1927年2 月14日王国维致际彪信：“去岁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其十月二百元之款，弟实无此事，想为叔蕴先生（以已款）假弟之名以济尊处急用者。此事诚不宜揭破。然亦不敢掠美，谨以实闻。”信中的叔蕴先生即罗振玉，“十月”亦为农历，以公历计最早当在11月份，而此时遗款之事已发生。如果罗氏斤斤计较这些遗款而逼债于王国维，又何必用王国维之名而周济他人？况且，二人自相识，罗氏不知给王国维多少经济上的资助，他又怎会因几千元钱逼王国维于死地。
    3.“悲观主义人生观”说质疑
    萧艾认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是王国维自沉的最根本原因。（注：萧艾《王国维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悲观主义思想固然是其自沉的一个因素，但这不是根本原因，而且他悲观忧郁之性格亦非因叔本华哲学之影响，在他接触叔氏学说之前，已经形成了悲观思想和抑郁的性格。他接触叔氏学说后，在心理上很快产生共鸣，引发治西方哲学之兴趣。他在《自序》中云：“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注：《王观堂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台北文化出版公司1968年版。）他研究哲学始于1901-1902年间，初读康德之书而苦其难解，又读叔氏之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已25岁，人生观及性格已基本形成。况且，他对于叔氏学说亦“渐觉其有矛盾处，”，“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所以决定“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注：《王国维遗书》（以下简称《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静安文集·自序》，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所以说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致其自沉并不确切。
    我们应从其生活经历中寻找他悲观抑郁性格的形成原因。王国维四岁丧母，饱尝了缺少母爱的孤独，年届三十又相继丧父丧偶，及至晚年又逢爱子之逝、挚友中绝，可以说屡受感情折磨和精神打击。弱冠上下，因为“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矣。”（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之二》。）家庭条件的限制给他追求理想带来痛苦。体弱多病也是加剧他悲观抑郁心情的重要原因，在他与友人的通信中谈及疾病者不少于110次。总之， 王国维不幸的生活遭遇是其性格形成的根源。
    王国维虽性情忧郁悲观，但这不会导致他自杀，因为他可以在学术研究中找到乐趣排解苦闷，减轻痛苦。他的日常生活也决非死气沉沉毫无快乐。例如，1906年入学部后，每晚下班，常与罗君美、刘季英二人跑到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三人还喜欢遛宣武门小市儿，从地摊上买些零星文物，并以此为乐事。有一次在琉璃厂购旧书，见一书内夹有一张纸条，看后顿时惊喜万分。买书回家，如获至宝，整日沉浸于欢愉之中。还有一事，读来更令人捧腹，当时春联多为京曹文人发牢骚或自我标榜的工具，其时，蒋伯斧先生集杜甫诗“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庚信居”为春联。王国维看到后于除夕无人时将“扬”字改为“杨”字，又教人写了一条下联贴于原下联上。次日蒋氏一看，春联已成“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预防石秀刀”，直气得暴跳如雷，大骂促狭鬼不止。（注：刘蕙孙《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见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可见，他的郁闷苦痛之情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中得以排解，并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知识分子特有的生活情趣，只有当其文化理想破灭时，在其悲观思想诱发下才会自我了断。
    4.“恐惧国共北伐”说质疑。
    顾颉刚、梁漱溟等许多人都局限于王国维遗书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语，认为在甲子之变后，害怕国共合作的北伐攻占北京时再受侮辱，因而自沉，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从字面上看。“世变”中的“世”有“三十年”、“一生”、“人世”、“家世”等意义，所以无论取哪一种意思，“世变”都不能说成甲子之变、国共北伐等单纯的某个“事变”。“世变”应理解为他个人一生中所遭遇的家庭变故和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再”字虽然初为“第二次”之意，但到近代已有“多次”或“继续”之意。所以他遗嘱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意思应该是：经过几十年人事变故和世事变迁的苦难生活，不愿再在这动荡的社会中屈辱地生活下去。
    其次，从北伐之事实来看，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发展到长江流域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北伐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武汉政府虽于4月19日开始二期北伐，并于6月1日与冯玉祥会师郑州，但于5月中旬时，汪精卫也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并攻击共产党。总之，自四五月份始北伐性质已有所转变，北伐军主力亦发生变化。叶德辉被杀是罪有应得，王葆心被杀则可以说是工农运动过火的结果，二事都在国共合作之时，何况王国维与二人又不同，他从未散布过任何复辟或反革命的言论，也从未进行过这样活动，只是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受到许多人尊敬。而且此时已不是国共合作的北伐，郑州的北伐军中冯军有很大势力，而冯军在此前占领北京的一年半时间里，对王国维并没有什么威胁。所以王国维没有理由害怕国共北伐将会对他施加什么侮辱。他有自沉的勇气，表明他也不怕死。他自沉前的神色暗淡及从容镇定，恰好表明他对时局的悲观和对文化追求的彻底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