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国维之死：中西文化冲突的悲剧
    关于王国维自沉原因还有其他说法，如叶嘉莹“传统文化崩溃”说，王振铎的多因说，马良怀的“对传统文化献祭”说等，都有一定道理。我们认为，在考察王国维死因时，应把他的个人遭遇同当时社会大背景，尤其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说，他的死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而贫病交加、家庭不幸，时局的剧变则直接促成了他了断残生。
    中西文化冲突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即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与原料掠夺，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是制度层面和观念的入侵。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放眼西方。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一次求强求富以经济立国的运动，但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中国求强求富的梦想，几十年“师夷”溃于旦夕。20世纪初，众多学子泛舟远洋，亲身到域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他们置身于西方近代文明氛围中时，才失望地发现西方社会并非是完美无暇的天国。他们对西方文化在近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诸多问题，都有切近的体会。留学生创办的刊物中指出：“今之震于西法者，炫欧美日本之文明，而忘其多数平民之苦，可不谓之大惑乎！”“欧美日本，世人徒震其外观之文明，然按其实际，则平民之苦，有远甚中国者。”（注：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本》，《天义报》八、九、十卷合册。）20世纪初各大国军备竞赛所制造的紧张气氛，直至引发一战，其残酷野蛮性，对于历来受重伦理轻功利、以和为贵传统熏染的中国人来说，在心寒之余无异于一盆兜头冷水，使许多崇拜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心态失衡。同时，传入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都漏洞百出。西方文化日益受到怀疑，如《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署名伧父）指出：“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方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人类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注：《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上述情况表明，求师西方的道路似乎走入死胡同，许多知识分子由向往西方文化转而复归中国传统文化，如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
    在这种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王国维也受到很大影响，他治学方向之转变即说明了这一点。王国维在青少年时期就不愿为举子业所束缚，热心学习西方文化，并一度留学日本。1902年因病归国后，开始治西方哲学，从更高层次上体验人生与社会。在治学中逐渐发现了西方哲学的缺陷，加上怀疑西方文化浪潮的影响，对西方文化有所动摇，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他在三十《自序》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之二》。）这些话表明了他由哲学转治文学的原因，也透出他在中西文化碰撞下痛苦挣扎的彷徨与苦闷。
    事实上，不论王国维多么喜欢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在潜意识中早已渗入民族文化的因子，他怎么都难以摆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难情结。传统评论经自晚清以来一直受到批评斥责乃至唾弃，但并未消亡，表明它还有存在的潜力和未发挥的能量。在文化问题上，保守派常受到人们指责，却忽视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精心呵护而力图维持民族生存之根和延续民族文化生命的仁者之心。激进派固然常使文化出现跃进局面，但往往因忽视继承传统而断送文化生命的延续。近代对传统文化的过火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导致全民族思想的混乱和精神的崩溃。历史表明，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传统文化的亲缘感情是每个知识分子不可能排除的，而传统文化所滋生的流弊又是令人痛心的。因此王国维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困惑也就是必然的了，这种两难选择的痛楚更是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他的“可爱”与“可信”、“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中西文化在其内心发生冲突的结果。西方文化以科学和民主为特征，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灾难，当时也未能使中国稳定富强。中国传统文化以宗法伦理为特征，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这种温情脉脉的文化却使中华民族陷于被奴役的灾难中。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成长的大小军阀也满口仁义道德，但为各自利益却表现出卑鄙贪婪野蛮的本性。在学术文化领域激进派与保守派各以其偏狭的观念激烈争吵、互相攻讦，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西方文化也未带来生机。该继承吸收的文化精华被抛弃了，该剔除排斥的文化垃圾反倒日渐盛行。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也不容忽视，对此走极端不行，批判地继承吸收也毫无积极成果。鉴于这些，王国维提出了超越中西文化之上的民族文化理论。由于他对中西方文化皆有精深的造诣，所以能以理性的头脑立于哲学高度冷静地剖析中西两种文化。他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是因为“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都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注：《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学无中西是因为“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注：《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这都是针对当时国内学术存在问题而说的，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思想文化论争的弱点。另外，他着眼于世界文化的角度，认为即使有中学西学，但“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注：《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这一文化理论否定了当时一切过激的或保守的论调，实开一时之新风。然而他并不能完全超脱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早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认为“异日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这一时期，他虽对西方哲学有所怀疑，但表现得尚不明显。但经过一战之后，对西方文化的怀疑，表现得日益突出。如1919年3月14日致罗振玉信中云：“时局如此， 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920年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信亦认为：“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1924年上书逊帝溥仪论学云：“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注：罗振玉《王忠悫公别传》，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某种程度上看，他似乎也同严复、梁启超等人一样回归到传统文化，但事实上，他否定的只是西方文化中的功利主义，他所愤恨的是西方深邃精密之自然科学为人利用，致生流弊，而非全盘否定西学。在1922年12月致马衡信中犹建议选史学有根抵者“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故比起“全盘西化论”者与“国粹派”，王国维还是要高明得多，只是他作为一介文人，无法摆脱中西文化冲突激荡导致社会动乱、文化失序的现实。
    王国维不喜欢空谈理论，更不热衷于当时热闹的思想文化论争，而是以实际的学术研究工作默默践履自己的文化理论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史学方法论的革新及其应用方面。他是融汇贯通中西文化的大学者，早年广泛涉猎康德、叔本华、尼采、洛克、休谟、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但丁、歌德，乃至达尔文、赫尔姆霍茨、法拉第、牛顿、拉普拉斯的著作，先后学习了英文、日文、德文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从中吸收了近代西方学术中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另外对国学也有深厚的根基，继承了传统经史考据学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等精华，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遗书》第一册。）正因为他兼采中西新旧学之优长，所以每治一学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史学研究上创立二重证据法，开辟了近代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就是他在学无中西新旧的文化理论指导下于史学领域的成功实践。
    20年代，中国学术界最有地位者唯胡适、梁启超和王国维，其中以王国维学术贡献最大，这同他的文化理论是分不开的。但他毕竟生活于那个文化冲突、社会剧变的社会，他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困惑与苦闷曾一度消融排解于学术研究中，这是他的成功和伟大之处。他的学术成就举世瞩目，而物质生活却极度贫困，直至逝世前一年还稍有欠项。他的遗嘱中说：“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这是多么凄凉悲苦的语调。他本来就体弱多病，晚年又逢爱子之卒、挚友中绝，种种打击，对于一个醉心于学术的知识分子来说，又是怎样的痛苦。再观当时社会，到处是赤裸裸的强权暴力与欺诈，政治军事占据了全部社会主角，学术文化蜷缩一隅，不为人重视与理解。而学术界内部，各个文化流派争吵不休，他的文化理论既不见谅于激进派，又不得信于保守派，显得势单力孤，最终陷于绝望，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中无以自拔，献祭给多灾多难的民族文化。这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文化的悲剧。
    王国维自沉已70余年，人们仍没有让他安息九泉之下，只能以其生前挚友陈寅恪先生的话作一小结：“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洲，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遗书》第一册。）
    三、余论
    王国维本一纯粹学者，不应予以任何形式的政治判决。他向来重学术、轻政治，主张政治与学术分开。他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文学与教育》）“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然则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解者也。”（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然则吾国今日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治手段。”（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他一生视学术为生命，对学术也一度充满信心，认为“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急，则所以笃之者愈至。”（注：《遗书》第四册，《观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王国维作为一纯粹学者，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有许多事，实乃身不由己而为之。如入值南斋，写些颂扬之语等，或出于应酬之虑，或出于生计之需。他的种种应酬实际多是为了生活，试想一个贫病交加之学者，若不事事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失去谋生之业，生活上无保证，又何谈学术。他在《自序》中亦有“为生活故治他人事”之语。
    关于书信中有关时局的一些言论，亦不能因之而认为他政治思想保守反动。我们今天看当时的历史，很清楚当时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对于时人，特别是对一个参与任何政治社会活动的纯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难看到这一点的。自入民国，无论袁世凯当政，还是段祺瑞主阁，乃至张勋复辟、国共北伐，都带有争夺政权、军事混战的色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言论，都是可以理解的。因对现实的困惑而有种种爱憎之语，并将其诉诸友人，以倾诉对社会、对民族深切忧虑之情，正是一切有责任感的学者关心社会、关心民族的体现。研究历史，应设身处地为古人想一想，只有这样，我们对前贤的评价才能全面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