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总督与巡抚会衔发出告示，不令停止中英贸易。9月5日律劳卑无视英国给他的训令，竞令巡洋舰依莫禁号（Imogene ）及安东罗灭吉号（Andromache）开入内河。两舰于7日和9日强行驶过虎门时，与守军交火；11日进抵黄埔。一小股水兵也于6日到达商馆。
    在广州地方当局的抵制下，9月21 日律劳卑不得不命令两艘巡洋舰离开广州。26日律劳卑返抵澳门。29日恢复中英贸易。10月11日律劳卑因疟疾发高热死于澳门。12月9日，广州英商60 余人联名给英国政府上书请愿，要求英国政府派出全权公使，乘军舰直驶中国东海岸，“尽可能逼近首都北京。要有一支足够的海军力量作护卫”，对律劳卑之死，中国守军在虎门回击英舰及商务停顿等事件，向中国政府索取赔款，并要求重新开放厦门、宁波和舟山各口岸〔18〕。这份呈文确定了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总督卢坤等奏称：英国“公司即散，并未复派大班，所来管理之夷目，又不晓事，省会重地，未便任由夷官居住”；“诸事必须另择统摄之人，英吉利与内地向来不通文移，似应仍饬洋商，令该散商等寄信回国，另派大班前来管理，方可相安。”〔19〕随后，总督即传谕行商：广州英商应寄信回国，请指派一大班，“一晓事商人，无须再派夷目，致生扰累。”〔20〕
    律劳卑死后，曾在中国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多年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继任总监督。1835年1月19日德庇时辞去了该职，由罗治臣爵士（Sir George Best Robinson）接任。德庇时与罗治臣均奉行“沉默政策”〔21〕。
    1836年底，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取代罗治臣的位置。义律1834年随律劳卑来华，1835年为第三商务监督，同年任第二商务监督。1836年6月，巴麦尊曾致函罗治臣， “宣布了政府要撤销总监督一职的意思。”义律接任后，最初签署作“首席监督”，1837年2月2日又开始自署为“总监督”〔22〕。
    义律在1836年12月14日就职“首席监督”的那天，就放弃了沉默政策，他以禀帖形式交由英商送给行商领袖，转呈两广总督邓廷祯，说明他已被任命为“英国驻华最高官员的职位”，请领允前往广州的红牌。总督邓廷祯对行商批复说，他从禀帖中察觉出具禀人是“弁目”而不是“大班”，这一点应该向他陈明；又说在探明皇帝旨意之前，义律应留在澳门。义律函复总督说，在皇帝核准他前往广州之前，他将留在澳门；同时他又通知行商说：“我的委任状是我的仁慈的国主签署的……我在广州的职责将是处理我国的公众事务，并将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保持两国间幸喜存在着的和睦关系。”〔23〕
    邓廷桢奏称：义律“今既有公书文凭，派令经管商梢事务，虽与大班名目不同，其为钤束则一。”〔24〕并且奏请对义律“著准其依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至省照料。”二月二日（1837年3月8日）上谕准邓廷桢所奏。三月十八日粤海关部谕令行商：“本关部准咨前文，特颁此谕。各行商于文到之日，应遵即传谕该夷以下示各款：嗣后凡至省照料事务，必须恪遵施诸大班之现行章程；应负责谨慎办事，不得越分妄为；住澳住省，一切循照旧章，不准逾期逗留。”〔25〕
    义律首次获准并于4月12日抵广州， 住留约三个星期后遵“谕”折回澳门。
    从表面上看，清政府把义律当成旧时大班看待，“一切循照旧章”；但事实上，清朝当局已经注意到了义律的职务“与向大班名目不同”，且“领有公书文凭。”清政府对义律某种程度的认可，是中外关系出现新局面的一种变通举措。这意味着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革，意味着中外关系正在悄悄地向着更高的层次演进。这种变化，两年后林则徐抵粤处理中外事务时，就表现得更清楚。
    三、林则徐禁烟与对外关系变化的趋势
    英国政府对义律取得处理对华事务上的进展并不满意。此后，巴麦尊一再发出训令，指示义律：公文书信须与总督直接往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交行商经手收发，并且不得用禀帖形式。1837年11月义律在这方面作了几次试探，“但总督始终不为所动”；这时义律就向英国外交大臣建议“由一兵舰送往白河口，当可立即从皇帝处取得一项对于这点作让步的命令。”〔26〕
    直至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主持禁烟时，义律仍不能与清朝官员进行直接公文来往，凡事均须经行商代传。道光十九年三月（1839年4 月）间，洋商伍敦元等送到义律呈递钦差大臣一禀，由广州府呈缴。仅从形式上看，义律与旧时的大班似乎无甚差别；但实质上，此时的中外关系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义律在呈钦差大臣的禀文中，都自称为“英吉利领事”，并称“即经远职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27〕美国人吐哪在呈钦差大臣禀文中亦自称为“咪唎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本国贸易事务。”〔28〕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1939年4月12日）， 林则徐奏称：“查各国买卖，以咭唎为较大，该国自公司散局以后，于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职夷人义律，到澳门经管商梢，谓之领事。”〔29〕在林则徐看来，“领事”的职责在于“经管商梢”。这时期林则徐在奏折中经常提到：“据该领事义律禀覆”、“旋据咭唎国领事义律禀明”、“旋据咭唎国领事义律禀称”，等等〔30〕。虽然这时的“领事”与近代外交关系中“领事”的概念不能相提并论，并且林则徐与义律对“领事”含意的解释亦有差别；但重要的是，此时中外已经取得这一共识，即：义律“领事”之职，系“由国主赐以权柄”，“领有公书文凭”。这与旧时“大班”相比，或与1834年律劳卑来华时的中外关系状况相比，显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