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技术体制化
    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国家科技资源管理混乱，机构设置不合理，科技法规不健全，科技宣传、研究、推广缺乏连续性，科技资源浪费严重。解放后，我党面对百废待兴的落后局面，决定抓住科学技术不放松，促进经济发展，以此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科学技术体制化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国家科技资源最优配置的有效方法。所以，科学技术体制化是我党五六十年代推行的重要科技战略。
    科学技术体制化是一个过程。一般说来它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建立行政的科学技术组织。第二，建立具体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第三，完善有关科技制度、法规，制定科技发展规划。解放后，我党从三方面着手，经过十几年努力到60年代中期基本上实现了这一体制化过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国家主义是周恩来科学技术体制化的根本思想，所谓科学国家主义就是把国家当作科技活动的唯一主体、科学技术活动的唯一投资者、科学技术成果的唯一受益者。总之，国家意志支配着科学技术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五六十年代，我国科技资源贫乏，科技需求紧迫，科学国家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1956年2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1956年到1967年国家长远科技发展规划。其指导思想是通过12年努力“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技水平可接近苏联和其他大国”（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该规划制定了6大类57项重大科技任务。从内容看，规划明显偏重于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分量。从形式看，规划赋予了政府对科学干预、控制的合法权力，国家可充分应用强大的行政力量、经济力量、高层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对全国有限的科技资源全面合理地调用。通过规划，全国的科技力量都聚焦在与国家利益一致的科学问题之中。随着规划的执行，全国科研力量开始了分化、组合。为了有力地协调一致，在周恩来倡导下于1958年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国家意志的化身，进一步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国家化。
    密切协作、合适分工是周恩来科技体制化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近代科学革命已有300多年历史，从本世纪中期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强劲的分化、综合趋势，其和技术、生产的关系已越发紧密。每一学科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每一学科和另一学科间的联系也是必然的。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尤其一个大国，各个部门都应该有，同时由于学科间的联系，部门间又要互相支援协同作业。周恩来深谙此理。1956年，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运输、国防等部门都应迅速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分工和合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他认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有：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组成。四个方面侧重点各异，其任务和关系要有科委决定。6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他提出对科研部门的调整方针。他说：“科学研究部门应该适当调整现有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充实重点科研单位，并加强各个研究单位间的协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页。）他还说：“全国科研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适当分工，另一方面密切协作。”（注：《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在科研部门，领导、专家和群众的关系上，他认为科学研究不是靠党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依靠科学工作者，尊重专家；同时指出科学也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产物，科学研究不能搞群众运动，却要走群众路线。他还认为党领导一切是指党要管大政方针、计划，不是一切都管，对专业业务党要尊重专家、群众意见。
    通过体制化过程创建科学动力机制是周恩来科技体制化战略又一思想。科技体制化所进行的一切工作包括组建科技管理、科学研究机构，制定科技制度等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快科技事业的发展。如何在科技体制化过程中体现这种思想呢？周恩来认为：首先，高教领域、科研部门在思想上组织上应形成信任、关心科技人员，给其权力让其当家的共识。他说：“对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和工作成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其次，政府要给予各级科技人才相称的工作条件、合理的生活待遇。五六十年代，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反映非业务会议和行政事务占用时间太多，必要的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得不到满足。他对此非常关心，以中央名义发布必须保证至少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在业务上，并指出最大限度满足科技工作者的资料和设备要求。在生活待遇方面，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几代人住在一起，工资低下，生活有些窘迫。他指出，“这些问题应该由主管部门认真地加以解决”（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工资，使他们所得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最后，中央要制定和完善各种荣誉和奖励制度。科学奖励是使科学连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它意味着对科学研究成果价值的承认。这种承认驱使科学家只从事科学研究，而不转向其他。1956年1月，他说：“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也是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1956年后，在他亲自关心下，这些制度陆续建立起来。
    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快体制化进程是周恩来科技体制化战略思想的创见。5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的复苏，我国学习苏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50年代中期，规划任务顺利完成。于是，周恩来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科学技术领域实施这一管理模式，加速体制化步伐，推动科技发展。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提出制定1956～1967年12年远景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任务。同年2月，在他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科技规划委员会，并向委员会提出了“必需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大国”（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的规划目标。在规划的原则和方法方面，他提出：“既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又要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既要全面规划，从全局考虑，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又要重点发展，把握急需门类和关键门类；既要重视应用技术开发，保证目前需要，又要顾及基础理论研究，以使科技长期发展。”为了确保规划的实现，他强调用行政手段以规划项目为目标，理顺各种关系，有组织、有计划调整全国力量，相互支援，分工、协作，最优使用全国科技资源。该规划任务之艰巨，规划期之长，成果之丰硕，在世界科技史上是少见的，对中国，乃至世界之影响也是巨大的。正如龚育之教授所说：“中国于5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全国的科技发展规划……在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研制成功‘两弹一星’，这些曾使世界瞩目。”（注：龚育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载《科学学研究》1991年第3期。）
    我国五六十年代的三大科技战略是有机统一的。改造旧科技人员，培养新科技力量是我国发展科技的根本，但仅靠这些，不重视外援将延迟科技的发展。所以，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科技，使我国科技人才迅速成长，缩小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也是当务之急，但不能缺乏组织，缺乏规划，一哄而上。科技体制化将使我国科技资源以一定形式有效地组织起来，按规划进行，以保发展的目标性、有序性。周恩来在五六十年代的科技实践都是围绕三方面，以及如何使其更加有机地结合展开的。本文的探讨只是表层的，一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