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当汪精卫起劲地鼓吹“东亚联盟”的时候，日本为准备更大规模的扩张对外侵略战争，加强了对国内思想舆论的控制。各种思想运动及团体统一地纳入了官方的控制之下。1941年7月，包括“东亚联盟”在内的53个团体，被日本政府当局组建成了官办“大政翼赞会”的外围团体-一“大日本兴亚同盟。”（19）该组织由“大政翼赞会”总裁（亦即首相）担任总裁。这样，“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国内由此而偃旗息鼓了。同时，汪精卫的“东亚联盟”运动，随着同年7月板垣的调离回国以及10月份东条英机的上台，也变成了无主的游魂。汪精卫所鼓吹的“东亚联盟”理论中的“政治独立”这种虚幻的主张，此时也不为日本当局所容忍。在这一年1月14日，日本近卫内阁已作出决定，对于“有违反建国精神，晦冥皇国主权的国家联盟理论”予以禁止。（20）于是，日方不允许沦陷区“东亚联盟”作为政治运动而存在，只允许其作为思想宣传而存在。即使这样，汪精卫仍忘不了为主子献“忠心。”他一方面继续标榜“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另一方面转而发起“新国民运动”以配合日本的侵略政策。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汪精卫迅即跟随其主人之后鼓噪，为日本的侵略张目。同时，他也将其傀儡政权紧紧地绑在了日本的侵略战车之上。他在《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中叫嚷道：“在大东亚的长期战争中，以上一切一切的自由，不得不请你们通通收起来，换上一个协力的自由。贡献犹如耕耘，自由犹如收获，若要收获得丰富，只在耕耘得又勤又快。”“协力就是自由，我们丢弃了以前堕落的自由，腐败的自由，换上一个协力的自由。”（21）他在《在新民全会联合会致训》演讲中，讲到东亚联盟与新国民运动的根本意义，说：“中国现在最大任务，莫过于协力完遂大东亚战争，将来最大任务莫过于分担东亚新秩序之建设，谋求东亚共荣圈之实现。”（22）他反复告诫其属下的大小汉奸们说：“所谓同甘苦，不是空言，是要将力量拿出来渗入去的，我们必须知道，现在能共苦，将来才能同甘。现在能共忧患，将来才能共安乐，现在能同死，将来才能同生。”（23）他为此给新国民运动确定的标语为：“勇猛、精进、刻苦、耐劳”八字。在致日首相东条英机亲笔贺词中，汪精卫不惜低三下四地向日方表白道：“国民政府虽有同甘共苦的诚意，而能力绵薄，惟有益自奋厉，以其协成盛举。”（24）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宣传部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七项任务：一，“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二，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三，“防止国际共产主义之扰乱，扫除阶级斗争之毒素思想，发扬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四，“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严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五，“综合国家民族共同意志，发挥全体之创造能力”；“建立全体主义文化”；六，“普及科学教育，掖助科学研究，改进科学技术，奖励科学教育”，“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七，“集中文化人才，团结文化力量，调整文化事业，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25）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26）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27）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28）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并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靳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29）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