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该书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也注意到了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注意了对中外关系的分析。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和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5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响亮地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口号。50年代向苏联学习，是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发生过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50年代向苏联的学习，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带来某些消极作用。这两种作用对我们的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和重要的，以至在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不能不经常反思这个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针对“苏联模式”提出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党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不充分，或者一笔带过，或者根本不予提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对这个问题作了较多的研究，它把第一部分（1949-1957）的标题列为“仿效苏联模式”。在第二章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概述中，专门用一个题目探讨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尽管作者试图用“仿效苏联模式”概括中国1949到1956年的历史，以及文中的某些具体论述是值得商榷和我们不能同意的，但作者重视和提出这个问题，对我们研究和撰写党史不是没有启发的。中国在影响世界，世界也在影响中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脱离了对国际环境的研究，许多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是难以得到说明的，而且会把党史研究引向一种自我封闭的不良环境中。
    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注意搜集史料，力求反映历史本来的面貌的态度，也是值得称赞的。
    历史研究，是恢复和反映历史原貌的一项严肃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占有大量可靠的史料。这是古今中外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原则。历史著作，不是小说，更不是演义，来不得半点想象和虚构。
    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在史料上不能不遇到很多困难，受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史，总难免要掺杂一些主观猜测，没有根据的判断，乃至一些偏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没有摆脱这些局限性。但应当说，该书的作者在有些地方还是力求比较如实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实际，因而注意对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作者还能实是求是，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如该书在对高岗事件的写作和分析，就如实说对某些问题研究材料不足，对各种不同说法持分析态度，不妄加议论。联系到目前出现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纪实通俗著作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大加编造杜撰，不能不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比他们要注意基本史实的准确性。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是隔着一层东西，不能不受到世界观和文化传统的限制。尽管他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观察角度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在指导思想上、研究方法上、史实和判断上也不能不存在许多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是如此。
    首先，受“王朝循环论”观点的左右。该书作者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估计不足，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历史上旧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说毛泽东重新统一天下的成就，在一种特定的程度上是同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及隋文帝589年建立隋朝的成就相类似的。作者还认为中国所以能长期统一，包括新中国的统一，都是高度集中的王朝体制在起作用。基于这样一个观点，该书的作者还很不恰当地把毛泽东和朱元璋加以比较，认为毛泽东的经历及其在建国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与朱元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然，这种观点和方法，我们是不赞成和不能接受的。
    其次，受世界观的限制，该书作者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论述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尽管建国初期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有某些失误，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即争取一切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指出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条件。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帮助知识分子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唯物主义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则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政策的巨大胜利，集中表现在1956年党宣布通过建国后的工作和进步，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然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却把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同于封建王朝与封建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早在掌权以前，就同儒学官僚一样把知识分子创造性的工作视为服务于自己政治目的的仆人。他们还把“左”联时期国防文学与民族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说成是“党和知识分子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说鲁迅等“反对党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政治轨道”。这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该书作者还把党的整风运动，说成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与儒学精神很相近”（改造社会之前，必先整顿自己的思想）的一种强制思想改造的方法；而且这种改造的办法很可怕。“持续的思想灌输，在精神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人们产生深刻的感情危机，最终导致个人内在意志的崩溃”。
    再次，该书有的作者完全出于一种主观妄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重大历史事实做了严重的歪曲。如该书第二章在讲到土地改革时，毫无根据地认为恶霸“有时是人们随意指定的”。讲到建国初期解决通货膨胀时，说人民政府采用了“强行储蓄等手段”。把“五反”斗争的对象，说成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说“镇反”运动中“反革命分子”这一概念内容十分广泛，“受到波及的不仅是一些活跃的反对者，还有一些有可能成为地方领袖的在当地颇有影响的人物”。说“镇反”运动“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在人际关系中形成彼此不信任，同时也导致大批人自杀（恐怕有几十万）”。在高饶问题一节中，讲到彭德怀和林彪“都表示同意高岗关于重新建立党组织，重新分配领导职务的意见”。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泽东反彭德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刘少奇对彭德怀在高饶事件中的作用怀有怨恨”。以上所举这些判断，有的可能是作者受了不实材料的误导，但大部分还是由于受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左右这是不能不指出的严重错误。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的来说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又掺杂着许多错误和失实的东西。由于该书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因此对其进行认真分析和评论，肯定其成绩，指出其谬误，吸收其长处，拒绝其糟粕，就不能不成为我们党史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