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又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投身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与同盟会的发起人，是中国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因而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老辈”（注：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9月13日。）。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22 -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破裂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极富典型意义的作用。他先是积极倡导，奔走联络，鼓吹不遗余力；但曾几何时，他又带头发难，肆行破坏，锋芒毕露，变化迅速，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再没有一个人象张继那样变化之快。本文试对张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表现与功过以及影响其思想言行变化的社会历史动因作一剖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及其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刻影响。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
    张继是中国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最早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并建立政治联系的少数人之一。
    张继，字溥泉，河北沧州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一个“耕读为业”的地主家庭。及长，入著名的保定莲池书院读书，1899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善邻书院与早稻田大学就读。在时代潮流影响下，他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成为反清革命运动中的激烈分子。1903年他曾与留日同学邹容、陈由己（即陈独秀）一道严惩清政府的留学生监督姚文甫，轰动一时。后回上海，他又经历了“苏报案”，与陈独秀等续办《国民日日报》。1905年他在东京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建活动。但不久，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一道，一度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掀起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恶浪。1908年他还跑到欧洲，亲身参加了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鹰山共产村”的实践活动。辛亥革命后，张继回国，被推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的议长，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国讨袁和护法诸役，成为国民党著名的元老派人物。1920年底，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并积极准备北伐统一中国。张继奉孙中山指示，常驻上海国民党总部，以中国国民党代表的资格，与国内各派军政势力联络周旋，以寻求盟友与促进国民党势力的发展。
    1921年夏，张继正在上海，这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由于当时中共许多领导人对国民党采取政治上的排斥态度，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华工作也采取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疏远孙中山的政策，因而国共两党并未建立正常的联系与友好的关系。
    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陈独秀是张继在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时的学友与革命同志，私交很深，陈又是刚从广东革命政府回来的。因此，张继在陈回到上海不久，就与他会面。国内政治问题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自然就成为两人谈话的中心。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与中共数名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张继闻讯，积极参予营救。他先与褚辅成将陈独秀保释出狱，接着又请示在广州刚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同意，由国民党在上海开设的中华银行支付500元作为保金与罚金，方才了案。这样，经过张继的联络与活动， 国共两党开始建立联系。
    1921年11月底，张继通过陈独秀，又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马林是荷兰人，曾长期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工作，张继也曾在荷属东印度从教与进行革命活动，并多次到欧洲周游，因而两人不乏共同语言。他们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时，更有许多共同看法。马林表示要与国民党、孙中山取得联系，并希望中国国民党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继立即与国民党中央联系，委派张秋白为代表赴苏，同时邀请马林去桂林访问孙中山。在张继的安排下，马林由张太雷陪同，于1921年12月下旬到达桂林，与孙中山作了恳切的会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建立军校以及与中共、苏俄建立联盟等建议，引起孙中山的高度重视。马林还从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处获知，“他们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这次重要会见，为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马林提出国共“党内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张继为国民党建立同中共、苏俄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接着，他进一步就国共两党合作形式与马林进行了认真讨论。据陈公博后来回忆，张继于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广州考察。在与中共人士陈公博的谈话中：“张继先生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问题，当时他们所谈的还不是国民党容共问题。大约这个问题是斯里佛烈（指马林）和张先生已经谈过，并且有成议的”。（注：陈公博：《我与中国共产党》转引自《“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9-430页。）张继这时提出的“两党合并”虽不现实，但确是后来马林提出两党“党内合作”的思想准备之一。
    张继还陪同马林考察了广东的群众运动。当时正值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国民党与省港工人阶级之间的广泛联系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张继等人对苏俄的热情态度更使马林满意。马林认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全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特别是著名的中国第一届国会的议长张继，非常赞成在中国实行党的独裁，他希望在北方、在蒙古或西伯利亚，组织中国革命者来支持南方的革命运动”。（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马林这次为期4个月的南方之行， 使他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为纠正共产国际东方部对孙中山的误解与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起了重要的作用。马林回上海后，就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议，“放弃他们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尽管马林的“党内合作”的建议未能立即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但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逐步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并提出两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1922年7月， 马林就中国政治形势与国共建立“党内合作”等问题，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意见，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精神由马林传达给中共中央，经过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西湖会议， 终于得到贯彻执行。
    通过以上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张继不仅进行了重要的联络与倡导工作，而且对马林发挥了重要影响。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关键人物，他对国共合作的贡献是与张继的作用分不开的。马林称张继是“孙中山的最重要代表之一”，热情赞扬“他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且有更多的西方观点”。（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
    张继陪同马林到南方考察后回到上海，继续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中共领导人保持接触与联系，为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奔忙。1922年6 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陈独秀立即代表中共向张继表示：“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注：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一册。）。8月14日孙中山避居到上海后， 张继即代表国民党与孙中山，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紧张商谈，“商结‘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战。”（注：《李大钊致胡适函》，转引自《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30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2页。）接着，经张继联系与安排，马林与陈独秀、李大钊、 蔡和森、张太雷等先后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与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事宜。会谈取得了成功，国共合作开始正式建立。9月初， 由于张继在两党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中共的重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几乎都由他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张继兴奋地表示，“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不啻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注：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一册。）
    1922年9月以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正式开展，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工作日益明朗与加速。张继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参加了孙中山1922年底于上海多次召开的改组国民党的会议，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当时，“国共双方接触频繁，多在法租界蒲柏路巨赖达路某里张溥泉寓所。”（注：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1922年底，张继又奉孙中山之命， 在去北京与曹锟、吴佩孚联系期间，秘密访问苏俄驻华特使越飞，传递孙中山致苏俄的信件。经张继联络安排，越飞于1923年1 月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与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3年2月26日，张继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北京支部长。 张继特请孙中山委派李大钊为北京支部总干事。张对李大钊十分信任，当他不在北京时，就将支部工作委托李大钊全权处理。（注：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台北版，第158页。）这年夏， 孙中山在指示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时，曾打算让张继任团长，后虽因故改任蒋介石为团长，但仍让张继去上海筹备代表团的访苏工作。从中可以看出，张继在当时国民党联俄联共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