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继急剧右转的原因
    在短短的时间内，张继从一个国共合作的最早牵线人与热心支持者，一变而为反对国共合作的急先锋与顽固派。促使张继急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首先是由于当时大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与国民党必然分化造成的。国民党历史悠久，从清末成立，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役，几经分化与重新组合，但一直成份复杂，组织松散。其中除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部分党员能紧跟时代不断前进外，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党员，尤其是上层领导人中的右派与中派集团，都仅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觉悟与认识。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不彻底，尤其是他们始终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功臣与领导者自居，而绝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思想渐渐落后。张继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与典型代表。他们开始赞成甚至倡导联俄，只是因为国民党当时屡遭西方列强冷遇，企图转而取得新生的苏俄的国际支持，不仅是外交与武器等方面的支持，甚至热烈幻想苏俄能向中国北方出兵，造成中国的北方革命的声势，配合孙中山从南方开始的北伐，成全国民党统一中国。但后来他们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快就落空了。先是张继在与越飞联系时，就得知苏俄拒绝出兵中国北方；接着张继从蒋介石访俄归来的报告中得知苏俄正式表示，“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资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版，第9卷，第9页。 ）因而对苏俄顿感失望。 1924年初，苏俄与北京直系军阀政府谈判，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并恢复邦交。张继等视此为苏俄对南方国民党政府的不忠。而苏俄的国内政策措施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更引起了张继等右派的强烈疑忌与不满。他们越来越认为，“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台北版，第70页。 ）因而他们对“联俄”的态度迅速转变。对“联共”也是这样。他们开始容许甚至欢迎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把共产党作为国内一个普通政治团体，一个可以联络与利用的新生政治力量，企图用这支新生力量增强与改进国民党，就象当年国民党曾吸收容纳无政府主义者入党一样。正如邹鲁所宣称的：“本党容纳共产分子入党，以其能为本党之信徒，故当时本党主持党务之人，一视同仁。”（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04页。）因此，他们决不允许国共平起平坐， 不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组织中自成系统，“党中有党”，更不允许共产党力量日益壮大，“威胁”国民党，取代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但是，随着大革命的高涨，生气勃勃的共产党组织严密，迅速发展，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然要发生并日益激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积极有效的活动及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这种局面，必然要引起国民党右派与中派集团的猜忌、不满与公开反对。于是国共纠纷的风波一次次地出现了。张继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轨迹，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从热情倡导到激烈反对，正是符合上述历史逻辑的。
    当然，张继对国共合作态度的急剧变化，还有他个人主观的原因与四周环境因素的影响。张继虽是个有多年革命经历的民主革命者与国民党的元老，但一直以思想复杂而不稳定、好走极端而又变化迅速著称。他早年虽曾投身辛亥革命，却又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曾掀起反对孙中山的轩然大波；辛亥革命后，他虽服膺在孙中山旗下，但与孙中山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对孙中山在“五四”后逐步确定的新三民主义毫不理解，根本抵触。他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欧洲考察国际形势，看到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他虽是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最早与苏俄及中共代表接触并成为建立国共合作的功臣，但他对苏俄与中共的真实情况并没有深切了解，并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混为一谈。因而他在倡导国共合作时的思想基础始终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毫无思想准备。他又不是象廖仲恺那样，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在与共产国际、中共人士交往中，认真学习与接受新思想、新观点，使自己思想认识不断提高与发生根本变化，从而跟上时代步伐，始终成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坚定拥护者；恰恰相反，他一直固步自封，狂妄自大，甚至拒绝与对抗孙中山对他的批评与规劝；并且在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包围与影响下，思想倒退，走向反动与顽固。
    从1923年到1924年6月，国民党内邓泽如、林直勉、冯自由、 黄季陆、孙科等老右派多次发起了反对国共合作的风波，成为张继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的前奏。
    国民党内新崛起的军事实力人物、新右派头目蒋介石更给予张继强烈的影响。蒋介石在张继协助下，组织与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于1923年底回国后，多次向孙中山等人表示了对苏俄与中共的强烈不满与疑忌，要求中止国民党联俄联共政策，在国民党上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据张继自述，当他在1924年5、6月间准备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时，曾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与支持。“未检举之前，问介公出游俄所得，伊亦赞成余等之质问。”（注：张继《回忆录》，见《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版。）张继等人所著“弹劾共产党案”一文中的一些词句，与数月前蒋介石的《旅俄报告书》及蒋致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信，内容与口气如出一辙。
    1924年8月张继脱离广东革命政府后， 更与西山会议派右派集团沆瀣一气，公开结盟，完全陷入了反共的泥潭。
    （五）结语
    从一个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功臣，蜕变为一个反对与破坏国共合作的罪人，这是张继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也是他留给历史的一个发人深思的课题。我们在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时，既不应因他后期的转变而抹煞他在前期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也不必因他前期的积极作用而淡化他后期的恶劣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张继这一典型人物对国共合作态度的急剧变化中，总结出中国现代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刻的规律，以加深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吸取其中的历史经验及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