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继倡导国共合作的思想动因
    张继作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位元老派人物与重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正式建立的过程中，表现了如此高度的热情，并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
    那么，张继当时积极倡导与支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社会历史动因是什么呢？
    这首先是由于当时形势的推动与国民党自身发展的需要。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政坛上屡经失败与挫折，几起几伏，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多时。西方列强与日本等国不支持他们，南北军阀敌视他们。尽管在1920年底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但力量薄弱，外有各派军阀的重压，内有陈炯明粤军的抗命。孙中山一手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也暮气沉沉，松散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北伐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就必然要在国内外寻找新的支持力量。在这时，苏俄的革命迅速成功与日渐强盛，以及它对中国表现的高度政治热情，就必然成为孙中山联络的对象。孙中山不仅希望得到苏俄的军政援助，甚至还希望苏俄能出兵中国北方，配合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北伐。张继这时作为孙中山的战友与重要部属，对孙中山的军政与外交战略思想心领神会，积极赞同。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又担任对外联络、争取外援的任务，因而更急切地寻求苏俄的支持。这从他在1921年底对马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向马林表示，“他希望在北方，在蒙古或西伯利亚，组织中国革命者支持南方的革命活动。”（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张继是中国北方人，又长期负责国民党的北方工作，因而对促进北方革命形势的高涨更为关心。他后来在与中共领导人谈话中更明确表示：“同盟会革命得日本友人助力不少。今日苏俄拥有红军几百万，只要从库伦出兵，中国局势立即可以完全改观。”（注：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从中可以看出， 张继开始对苏俄的热情中，包含着不少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至于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张继之所以积极联络、倡导，促进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甚至合并，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国民党联络苏俄的桥梁，而且因为张继亲身体会到中共高度的民主革命积极性与旺盛的战斗精神，而这正是国民党所日益丧失与严重缺乏的。张继希望通过“合并”或“容纳”共产党这一新生力量，使衰老的国民党增加新鲜血液，充实壮大组织，增强战斗力。他说：“国民党已经老朽了，需要增加新的血轮，所谓新血轮就是共产分子。”（注：陈公博：《我与中国共产党》转引自《“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9-430页。）当时中共新建，开始只有数十人，后来也只发展到数百人，且多是没有政治经济地位的青年人，张继认为其不足以构成对国民党领导的威胁。因此他放心地向中共伸出了双手。
    其次，这与当时张继的政治思想状况有关。张继是个热忱的民主革命者，又是个有着复杂思想经历的人。辛亥革命前，他曾狂热地信奉过无政府社会主义；“五四”运动期间，他对国内勃兴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也很感兴趣，曾主动写信给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罗家伦进行联系；“五四”运动后，他又到欧洲考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思想仍处于进步状态。因而当他接触了解到苏俄与中共的一些情况后，他对苏俄的对华政策与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精神，是能够接受并引起共鸣与引为同志的。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西方列强与国内各派军阀，张继必然会将苏俄与中共看作是国民党的朋友与支持力量。他甚至误认苏俄与中共信奉的马列主义，与他们以前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他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列宁在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既都是革命党，则所发命令自然更不会不同，因之党员也不会发生反党和反革命的事实。”（注：陈公博：《我与中国共产党》转引自《“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9-430页。）这里虽有误解，但也表明国共两党的合作确有某些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张继能够接受的。
    再次，张继与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着长期的非同寻常的私人友谊关系。早在1901年，张继就与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相识。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清革命思想，曾一同参加留日学生的第一个团体“励志会”；后因不满该团体的调和倾向，一同退出，又一同参加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在1903年3 月震动一时的惩罚清廷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事件中，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注：章士钊：《疏（黄帝魂）》，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剪掉了这个清政府走狗的辫子； 后来他们共同参与上海《苏报》、《国民日日报》等革命报刊的宣传工作；1907年又在日本共同参加组织“亚洲和亲会”；直到辛亥革命后，他们一直是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坚持民主革命的战友，政见虽不无分歧，但友谊一直存在。所以当陈独秀带头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后，作为国民党对外联络代表的张继自然就会把目光投向陈独秀，并通过陈独秀进行联共的工作。至于李大钊，张继与他不仅是河北同乡，还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前后期的同学；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张继以国会领袖资格在北京活动时，就与李大钊有过交往。因此当李大钊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后，张继就很自然地与他建立联系，并对之表示信任。
    总之，张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与建立的过程中，成为一名热心的牵线人与积极的倡导者，既有时代的推动、形势的需要，也有历史的误会与个人情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