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多数知道1975年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的整顿，而很少谈到1972年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整顿。从1971年底开始，1972年重点实施，延续到1973年的整顿，是我们党内出现的第一次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尝试，它为1975年整顿奠定了基础。由于指导这次整顿的基本精神是1972年公开提出的，主要方针、办法也是在1972年出台的，我们权且称它为1972年整顿。
    一、艰难的起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错误做法更抱怀疑态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对与不对发生疑问。周恩来在经历了数年“文化大革命”后，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对“文革”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由于时代、环境的局限，周恩来虽然没有公开表露过一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他对“文革”的否定，已经在他领导的1972年整顿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然而，1972年整顿，却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林彪的自我毁灭，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这些都是1972年整顿的有利条件，但是其困难的方面更多更大。其一，毛泽东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不能容忍否定“文革”，并对否定“文革”的倾向加以防范。其二，原来与林彪一伙勾结一起的江青、张春桥等，一时成了“反林”英雄，仍在招摇撞骗，更何况他们是在“文革”中发迹，在中央掌握了很大权力，当然也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其三，当时全国各地大多数领导权仍在拥护“文革”路线的人手里，他们也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四，对于“文革”持怀疑和不满态度的人，尚处于直其五，国民经济极度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推出纠正“文革”错误的正确而系统的经济措施，很不容易。
    周恩来以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以大无畏的精神，高超的斗争艺术，在与“四人帮”的坚决斗争中，拉开了1972年整顿的序幕。
    二、整顿的基本精神
    1972年整顿，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批极左。林彪反党集团是在“文革”中形成的，而“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周恩来在当时情况下，不能公开讲明自己的观点，只能通过揭批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进而触及其实质，以表明他对“文革”路线的否定。
    周恩来对林彪反党集团极左本质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更可贵的是他把批极左贯穿于1972年整顿的始终。他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认为极左同样可以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危害。他于1972年6月10日、11日、12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尤其着重讲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时光明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对与会的312名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教育很深。周恩来试图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在会见各部门、各地方领导人时，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批极左，批无政府主义，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根据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宇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周培源，要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7月23日，他批转了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三点意见给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象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9月，他又在写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不久，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的核心是加强科学研究，并发出了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
    为了使批极左进一步在全国展开，周恩来于1972年8、9两月，两次指示人民日报社，要在该报社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根据周恩来的意图，《人民日报》于10月14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从理论上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光明日报》于10月6日刊登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所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这些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认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进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提高思想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为批极左作了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