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整顿的主要内容
    1972年整顿，是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入手的。这些主要问题的整顿措施，很快带动了全国各项工作转入正常轨道。
    第一、整顿经济。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进入70年代时，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失控的局面。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物资匮乏，物价上扬，工厂生产停顿。解决经济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1972年整顿，首先抓的正是经济整顿。
    1971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的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这三个通知的下发，对于从全局上稳定国民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周恩来明确提出了认真整顿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意见。根据他的意见，由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等七项制度，提出企业要掌握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指标。以此为开端，全国的各个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开始恢复生产、健全制度。1971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
    为配合整顿经济工作，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提倡又红又专”的口号。
    在企业整顿初见成效的基础上，周恩来又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在他亲自指导下起草的《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经济工作十条），就是围绕着解决这一问题进行的。他在听取起草情况汇报时指出：1969年后，“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需要克服。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对此要“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要抓，否则就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平均主义问题，“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经过整顿，我国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5%，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
    第二，解放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当中，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很有进展。周恩来着力解放老干部，这实质上是一次组织整顿。
    1971年11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到贺龙的夫人薛明，请她将贺龙生前最后一段情况如实报告党中央，为贺龙平反做了铺垫。1972年4月，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及时而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且亲自作了部署。根据他的指示，卫生部组织的北京十所大医院在20多天的时间里，对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作了体检，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走上了领导岗位。
    4月24日，周恩来亲自指导起草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针对“文革”中老干部遭受迫害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事实，重申党的干部政策，强调指出：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一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12月间，周恩来又指示公安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司令部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废除对“犯人”（即老干部）的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直到1973年春，已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手术前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方案。在他的部署下，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需“解放”的老干部名单。这个名单在讨论时虽因“四人帮”作梗，未能全部落实，但对全国解放老干部的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打开国门。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革”中，我国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状态，而这一时期，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也发展很快。在我国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打开国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无疑对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认识到这一点的周恩来，说服毛泽东，并于1972年1月和毛泽东一同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进口8套化肥、化纤生产成套设备，此后又批准进口了5套。以此为开端，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特别注重调整我国的外交工作方针，为进一步打开国门创造条件。1971年10月25日，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0月20日至26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作好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具体安排工作。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问我国，取得了重要成果。28日发表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9月25日至30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的邀请访问我国，29日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恢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前后我国陆续与许多国家建交。可以说，我国与日、美、欧各国在加强交往基础上稳步发展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乃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能比较顺利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都与当时周恩来打开国门的努力分不开。
    此外，周恩来在整顿中对教科文战线也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在整顿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在把持教科文战线权力的“四人帮”的破坏下而中途夭折。尽管如此，这些整顿措施还是在全国产生了好的影响，也使人们对“四人帮”本质的认识加深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