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整顿的结局和影响
    靠“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起家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决不甘心周恩来领导整顿。他们竭力反对阻挠，设置重重障碍。
    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要“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周恩来于11月30日批示，“拟同意”。张春桥于12月1日却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于12月2日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四人帮”还煽动一批造反派干扰，阻挠周恩来整顿经济、恢复规章制度的工作，阻挠解放老干部工作。尤其是在他们把持的教科文领域，他们对整顿工作的干扰破坏更严重。《人民日报》发表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及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后，江青一伙横加指责，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并指使上海《文汇报》载文攻击这篇文章，还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四人帮”的这些做法、不能不影响到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看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破坏十分严重，但他仍梦想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比较接近他愿望的某种圆满结束。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进行整顿，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12月17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很快传达到全党全国，此后，没有人再敢提批极左了。1973年1月1日，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由于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的基本精神是批极左，此点被毛泽东否定，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指导整顿的理论，使它很难进行下去了。
    尽管如此，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在自己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实际工作领域里推行整顿的方针，使其能在1973年部分地得到贯彻。如1973年又有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老干部被“解放”，这年2月周恩来仍坚持主持起草《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并努力推动整顿经济的工作。这一年，我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进一步增多。周恩来能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
    1973年8月，中共十大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再次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毛泽东在王洪文、江青写给他的一封推荐《林彪与孔孟之道》（即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的信上批道：“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第1号文件下发。此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整顿进程被打断。
    但是，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其影响却不可低估。第一，这次整顿提出了批极左的主张，对于启发全党全国人民的觉悟，认清林彪、“四人帮”的本质，起了重大作用。第二，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它以更实际的方式教育了人们，启发人们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加深了人们对“文革”的怀疑和否定。第三，这次整顿初步扭转了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为国家稳定创造了基本条件。第四，这次整顿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使他们陆续走上领导岗位，为我党后来纠正“左”的错误，奠定了组织和干部基础。第五，这次整顿，初步打开了国门，奠定了我国后来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第六，这次整顿是1975年整顿的基础，而1975年整顿也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进行的。两次整顿，形成了前后呼应的对“文革”错误的两次斗争，造成了纠正错误、使党和国家走上正确轨道的持续的力量。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没有1972年的整顿，就没有1975年的整顿；而这两次整顿，均起到了暴露“四人帮”的丑恶面目，促使全国人民更快觉悟，从而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