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历史学家“日用而不知”之物，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因此常被忽视。实际上，至少对理解近代世界须臾不可离的民族主义来说，语言文字是不可忽略的。众多学者注意到，在欧洲，提升民众识字率和国语的建构都是民族国家成立的重头戏。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地区，语言文字在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与在欧洲相似的角色，有些地区（如印度）的国语根本是外来的，但这也从另一个方向提示了“语言民族主义”的重要性。①
    相对于欧洲和北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毋宁是后发现象。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众识字率和国语统一问题先后通过不同渠道引起了中国人的重视，并激发了一系列实践。问题是，西欧各国语言虽有差异，而均使用拼音文字，语言民族主义便主要体现在一种强势方言如何升格为国语及如何清理语言中外来影响等问题上，文字方面的争论并不怎么突出。为中国人所重视的另一个“文明国”日本虽号称与中国“同文同种”，却早有拼音形式的假名存在，因而尽管对于汉字存废也有过不小的争议，但矛盾的尖锐程度无法和中国相比。汉字主要是一种表意文字，与语音存在一定距离，语言和文字的问题互相交缠，使得近代中国面临的局势要复杂得多。
    中国的语言统一与文字形式之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初。其时一些中国读书人受到西人影响，认为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数目多，笔画繁，尤为重要的是，它不能直接反映口语状况，故而难以为人掌握，耽误了中国人对有用学问的学习。因此，欲图国家富强，首先要创造一种“我手写我口”的“切音字”。甲午战后，这一看法作为学战思想的组成部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庚子以后，鉴于政府救亡和改革均不成功，加上主权在民的观念广泛传播，思想界认识到救亡不能仅靠少数“人才”，而要依靠民众，尤其是“下流社会”。但民众的实际表现又使读书人感到忧虑，强调必须开发民智，才能使之成为真正的“国民”，而切音字作为塑造国民的重要手段更加受到重视，后来学者称之为“切音字运动”。③
    由于强调文字应该直接反映声音，并刻意为不通官话的下层民众考虑，且也在无意中继承了传教士的做法，切音字运动兴起之初，出现了一大批拼写南方方言的切音字方案。这在一开始并未引起过多的质疑。但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统一国语以融洽民情、进而推动民众爱国热情的观念也流行开来，方音切音字被很多人认为不但无助于“言同音”，还破坏了“书同文”，因而受到激烈批评，但其支持者则强调方音切音字不但无阻反而有助于国语统一。另一方面，被诸多国语统一论者支持的官话音切音字也在一些地区遇到了类似的质疑，甚至直接影响到切音字本身的存在合理性。与官音切音字和方音切音字互相攻击同时，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在历史上维持国家统一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以文字统一语言”的思路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切音字被罢黜了“字”的资格，成为一种标音符号。这都凸显出清末语言文字问题在民族主义观念映照下的错综歧出。
    切音字运动一直被语言学家视为近代国语运动的发轫，给予了特别重视，黎锦熙、吴稚晖、罗常培、陈望道、倪海曙等人都曾做过讨论，尤以倪氏的论述最为详尽。④惟这些论述虽多少注意到这一运动的社会指向，而重视严重不足。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联则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近几年就有不少论著问世，切音字问题乃其中应有之义。在历史学界，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有一部讨论中国国语运动的专著问世，此后近60年中，又陆续出现了几篇论文，但至今仍处在“门庭冷落”的状态，对清末思想界围绕着切音字运动和语言统一关系的争论做深度探讨的更是稀见。⑤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研究的报告而已。
    一、“言语文化”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
    19世纪90年代，一批与西人来往密切的中国人对洋务运动以矿产、铁路、军械为富强之术的改革思路提出反对意见，强调国家的贫富弱强建立在人民识字率高下的基础上，这直接源自文字本身的难易程度，而后者又是由文字性质决定的。西洋各国使用的切音文字简单易学，汉字是象形文字，不易掌握。1896年，一位谙熟英文的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比较了两种文字的差异：汉字有214部，切音字的字母仅数十个；汉字有几十种字体，切音字仅两种字体；汉字笔画多，切音字笔画简，且可连书；汉字总数有四万多，“虽曰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然音义多难准，逐字仍须口教”，切音字则只需将字母记熟，即可拼切成字，聪敏者不到一天即可学会，“至愚钝者亦不期月而能自读自切”。两相比较，“其难易不啻百千万倍也”。⑥
    切音字易于识认，特别可以从日本的事例中看出来。“日语繁长”，日人因“取华语之简便。故其言谈书籍，大半杂以汉语汉字”。然汉字既繁难如此，何以日本人学起来似要更加容易呢？因日本书的“汉字之旁，皆注日本之切音字。故初学虽不识汉字，然看旁边所注之切音字，则虽无师而能自读也。故其新闻书籍，虽妇人小子，莫不能读能晓。不但此也，凡天下列国之语言文字，亦可以切音字注其字音字义，亦不待先生口教，而已能学其大概。故切音字一种，不但为仿泰西学校、新闻纸、书库之原，亦为学习天下万国语言文字之助。”⑦
    卢戆章提出切音字不像汉字那样需要逐字教授，虽无师而能自学，是切音字运动中一个广为流传的认知。力捷三1902年出版的著作就题为《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卢氏1906年推出的《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也在扉页注明：“阁下倘欲自己与父母兄弟姊妹妻妾子女亲戚朋友佣人以及四万万同胞念，日后则能无师自读各种切音书籍，兼能写信记账，又能无师自识汉字者，须读本土切音教科书籍。”1908年《大公报》主笔刘孟扬出版《中国音标字书》，同样在扉页上标出“无师自通”四字。次年刘世恩《音韵记号》一书也号称“无师自通，兼识汉字”。⑧
    切音字运动者之所以有此自信心，关键在于他们认为，切音字是一种“言文一致”的文字，能够直接反映口头语言的状况，说话与识字乃是一体之两面，易于掌握。蔡锡勇云：西字“音读虽殊，要皆以切音为主。寻常语言，加以配合贯穿之法，即为文字。”而中国“文字与语言各别，读书识字，兼习其文。记诵之功，多稽时日”，识字者自然不多。⑨不过，当时一个流行甚广的看法认为，中国并非自古就是言文分离的。卢戆章的同乡苏易说：“古者语言文字相去不远，故虽妇人小子，声入心通，不待甚学而解。今则去古已远，语言文字判若两途，宿儒犹难甚解矣”，遑论普通人？⑩王韬亦云：“古来为学之道无他，曰语言、文字。虽分两端，实由一贯。后世始歧语言、文字而二之。西土自小学以至成人，其所为文字者悉根于语言，诵于大庭广众之中，人人皆知，勿取隐晦，勿尚艰深，犹有中国三代之遗焉。”（11）切音字运动使中国分离已久的言文再次合一，学者“声入心通”，自“不待甚学”而能。
    对于中西文字的难易问题，钱玄同的看法与切音字运动者不同。他在1906年表示：“中西文之难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不过西文有二十六个字母，此中国所无耳。”但中文也有优长，于“同类之名词，类皆以其物之总名为偏旁，而右旁之字则取谐声。”故“睹其偏旁而可以知其为何类之物，睹其右旁之字而可读其音也”。西文则“字各为字，各不相侔”，难以会意。“惟中国音学久废”，若能重振，“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为难也”。（12）钱氏所云主要是形声字，偏旁即今日所谓形旁，右旁即声旁。按其思路，汉字有声有形，音义俱全，实颇先进，惟“音学”失传已久，故声音方面的长处没有发挥而已。不过，这仍是赞同汉字在“声音”方面失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