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王照欲以官话统一语言和赵尔巽以文字统一官话的观点也绝非势不两立，而是有相通之处的。不过，二者在态度上仍有差异。盖王氏既拈出京话一名，在赵氏看来，仍有方隅之限，故“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换言之，王氏心中的“官话”在赵尔巽的眼中也只是方言之一种。《中外日报》那篇《统一语言说》也明确提出统一国语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采用“通行最广之一种方言”之切音字，其举例即是“王君小航之官话合声字母”。但既然官话也只是一种方言，哪怕其通行再广，也仍会面临是否有资格成为国语的问题。1910年，钱玄同就说：“华人人名、地名译为西音，今多以英国拼法谐中国官音。此两非也。”盖英音固不能代表欧洲，“官音焉足以代表全国耶”？（96）官话如果同样也是方言的话，则对于其他方言区的民众来说，官音切音字也不过是另一套与语言相异的文字而已，“声入”又如何“心通”？
    显然，上述几种意见在正面主张上确有很大不同（然亦未矛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具体思路又彼此纠结，有时同一理由被用来为两个南辕北辙的看法辩护，有时关怀相近者却成为针锋相对的两方，彼时思想界在语言文字问题上的见解纷纭，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在这些争论中，也有一个大体共同的取向：相当多数的论者都将破坏“书同文”作为用来攻击对手的武器，而被攻击者则避之惟恐不及，体现了其杀伤力之强大。显然，这和时人对“形字”在维持中国统一方面作用的肯定是分不开的。
    其时和赵尔巽所持“以文字统一官话”的意见类似者还多。1906年，宋教仁在日记中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在太古时或杂混不堪。自黄帝平定各酋长而建一帝国，则必行国语统一之法，故命仓颉作文字。自此一行，中国文字遂皆为单纯简秩之语言”，造成了汉语以单音字为主的特征。（97）这正是典型的托古改制。稍后，一位留日学生也对钱玄同说，“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不可附焉。”（98）钱氏颇表赞同。这里所云虽与国语统一略有差异，但以文字导正语言的思路是一致的。
    1909年，一位湖北士人潭渔隐发表了《汉文拼音自序》。据此文可知，该书意在沟通各地之方音：“如鄂人与浙人相接，欲通浙省直客音，只先取五十母子，一一叩之，浙人据浙省方音读之，然后按生音表信口读去，顺天籁之自鸣，绝无诘曲之状。”其法与谭嗣同管音表相类。作者为此，一部分原因正是对官话字母“欲以都城首善之方音统一语言”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提出，应将“言与音”分为“二事”：“语言统一易，语音统一难。语言不通，彼此识字犹可以笔对谈，而语音囿于方隅，彼此各异，纵令勉强学似，终未若自然之为愈也。”（99）不过，他又认为语音可以相通相转，只要掌握了通转的规律，“信口读去”，仍可是“顺天籁之自鸣”，惟这必须建立在自己熟知的方音基础上。
    按此处所谓可以笔谈的语言，主要还是书面语。作者认为，汉字本来优越，不但“元与大清未灭汉文”，且安南等处均用汉字，“其文之同，并不在强方音之苟同，殆有莫之致而致者。且汉文之趋乎雅而避乎俗，大率常用之字不过数千，以文言道俗情，毫无不达。故鄙俚之语皆不屑道，由文而明，理有固然，亦势有必然也，岂好为其难，故意歧语言文字而二之哉？”汉字长处本来在“睹文即能见意，足见古人作字，原示人以浅近”，只要教授得法，学起来并不难。他也同意中国存在着一个语言文字由合而分的过程，但他强调那是因为“后世庠序久废而人不知学”之故，非汉字艰深也。（100）汉字同文是跨越国界的，比较起来，“强方音之苟同”，已不是最重要的了。这实际意味着言文一致可由言以凑文达成，与宋教仁所谓仓颉作字以“行国语统一之法”的思路及钱玄同友人提出用文字匡正语言以使之归于“典则”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在上述诸说中，文字都被视为一个比语言更为重要且起到导正语言作用的因素。按这里所云“文字”是广义的，包含了语音层面的文字（书面语、读书音）在内。惟后者也是以狭义的文字为中心的，和切音字运动提出以声音为本文字为末的观点不啻背道而驰。实际上，一旦以不同地区人们的相互沟通为目标，汉字那“睹文即能见意”的优越性就立刻呈现出来。潭渔隐提出，“同文者，同其形，同其义，其音决不能同。苟必是此而非彼，势不至背天籁以求同而不止。”（101）但既然音之不同乃是“天籁”，便也同时意味着“声入”有时是不能“心通”的，而潭氏注意到的“以笔对谈”现象又表明“目入心通”的力量似乎更强。显然，文字重要性的凸显是和时人对文字分裂的担忧分不开的。因此，尽管江谦等人强调要统一国语就只能依赖切音字，但文字既然作为一种正面考量因素在民族主义论述中所占权重越来越大，抛开它讨论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简单说来，文字在国语统一运动中地位的提升经过了一个从官话切音字独大到切音字被剥夺文字的资格再到以文字统一语言成为官方政策的一个过程，而其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即是否允许增添方音切音字的讨论。尽管劳乃宣反复强调“两次办法”的必要性，但显然未被广泛接受。1910年资政院成立后连续接到6件要求推广切音字的文件，都把国语统一作为核心论据。这些上书者中既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其中不乏在文中随处引用劳乃宣的话者，而要求推广的均为官话简字。其中，程先甲等说帖特别明言：“简字之用，系以京音为主。教授国语，舍此别无捷法。”他们特别提到，江宁自设简字学堂开始，先后毕业数百人，“其颖异者，口操京音，与京城人无异”。（102）江宁是劳乃宣方案的主要推行地区，但程氏等人在此却是以京音为号召，尤可看出官音方案已在切音字运动中占据了“话语霸权”地位（但同时也表明“两次办法”在实践中确有其效）。
    资政院接到这些说帖后，经过两次开会审查，由特任股员长严复起草了一份报告书，肯定了“简字便捷，妇孺易知”，且可“补汉字之缺”，故欲“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文字”。不过，报告也明确提出，应“规定”其之“用法”。具体有二：“一、范正汉文读音，二、拼合国语。汉文读音，各方互异。范正之法，于初等小学课本每课生字旁注音标。儿童已习音标，自娴正读。但令全国儿童读音渐趋一致，而统一之效可期。”（103）
    同时，报告书也对切音字性质做了重要修正。切音字运动一般认为，切音字既是补助识汉字的工具，自身也是一种可以流通的文字。其表述非常模糊，时而称之为“字”，时而称为“字母”、“记号”。较早注意到名称问题的是劳乃宣。1906年，劳氏提出，“字母之称不能包括韵与声，似不赅备”，而应定其名为“简字”。（104）显然，劳乃宣是想明确切音字作为一种“文字”的性质。但正是这一点使其反对者不安。前引赵尔巽说王照字母不能推行于四川的一个重要理由即其“自为文字”也。1908年5月21日，学部主事许宝蘅听了劳乃宣谈简字之利，亦在日记里不无狐疑地说：“其言甚辩”，然“无论何国，决无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者，此中是非殊难解决”。（105）严复的报告书则正式提出，简字一名“似对繁体之形字而言之”，使人“疑形字六书之废而不用”；另一方面，其“性质既属之拼音”，简字之“名义不足以表见”，故应改名音标，“一以示为形字补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质，与六书形字之殊”。（106）1911年，由学部召集的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提出，在北京设立国语调查总会，审定“雅正通行之语词、语法、音韵”，并制订“音标”，在全国推行。（107）音标之名显然采纳了严复意见。这一看法把切音字运动以声音为本文字为末的名分颠倒过来，切音字也因此退一步海阔天空，避免了破坏书同文的指责。
    在切音字被剥夺文字资格的同时，以文字统一国语的意见也进一步明朗化。1913年，民国教育部召集各省代表组成“读音统一会”。会长吴稚晖介绍该会定名理由云：“普通得称为语，约含两种性质”，一指“说于口中，限于方隅之达意声响”，一指“写于纸上，别于文学之浅易文字”；其所谓音，对于前者称为“口音”，对于后者称为“读音”。二者“原互相关联。以广义言之，宜同时求其统一。”但在“进行程序上，遽从广义命名，含混其词，称为国语统一会，则读音口音，歧见纷起，无益于实在”，故“毋宁先从一部分之读音”做起，“将各有文字可凭之读音，讨论既定，而后即藉读音之势力，用以整齐随地变动、止有声响可凭之口音，则有执简御繁之效益矣”。（108）按前此学界关于国语统一问题“歧见纷歧”，确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命名的含混（如京话与官话之争）。吴稚晖提出以“有文字可凭之读音”统驭“止有声响可凭之口音”的主张，正可视为赵尔巽“以语言就合文字”的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