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吴汝纶也注意到言文一致对提升国民识字率的重要性。7月25日，他致函国字改良部干事小岛一腾，感谢小岛赠《言文一致》一书，谓：“吾国文字深邃，不能使妇孺通知，今学堂中均须研习外国公学，无暇讲求汉文。执事此书，大可携回敝国，与教育家商酌改用。”（37）9月23日，吴汝纶在致土屋伯毅信中再次提及：“某近颇筹思普通施教，不宜过高。国人王某，曾为省笔字……可以赅尽敝国之音，学之数日可明。拟以此法传之敝国，以为初级教育，庶几所谓九十九人者皆得识字知书，渐开智慧，是亦于来教之旨暗合者。”（38）按此处所谓省笔字即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其书第一版正是1901年在日本出版的，故吴氏很可能在那里见到了此书，而他与小岛一腾和土屋伯毅的交流无疑是一重要的提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封信中，吴氏对王照字母的看重，主要还是在其有利于普及教育一方面。至于统一语言一节，似尚无亲切体认。这一点，看他在几天后和日本著名的国语运动推行者伊泽修二的会面可知。
    据现存笔录，伊泽提醒吴汝纶：“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但吴氏对此颇表疑虑，说：“统一语言，诚哉其急。然学堂中科目已嫌多，复增一科，其如之何？”对此，伊泽修二果断表示：“宁弃他科而增国语。”他指出：“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他以德国与奥匈帝国为例，表示一国语言统一即“强盛”，不统一则“紊乱”。吴汝纶听后表示：“语言之急宜统一，诚深切著明矣。敝国知之者少，尚视为不急之务，尤恐习之者大费时日也。”伊泽则云，“苟使朝廷剀切诰诫，以示语言统一之急，著为法令，谁不遵从！尊意‘大费时日’一节，正不必虑。”（39）按吴汝纶日记壬寅九月七日（1902年10月8日）条：“访伊泽修二……谆谆以国语一致为统一社会之要。且谓：‘外国语尚欲学，喑者尚教之言，安得畏难！’其言颇有英气。”（40）殆即此次会晤也。如是，则吴汝纶向土屋伯毅提到王照字母的时间当在此之前。因此，吴氏对统一语言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对教育普及意义的认识来得那么迅捷。不过，伊泽的谈话显然很成功，吴氏在日记里对他的“英气”印象甚深，而这股“英气”也打动了吴，使其对此问题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体会。
    就在与伊泽谈话四天之后，吴汝纶写信给主持学务的张百熙，云：“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速途径。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音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41）这里已经触及教育普及和语言统一两个方面了，而对后者的强调至少不比前者为少。其中“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云云，则直是照搬了伊泽的原话，亦可见出这次谈话对吴氏的影响之大。
    吴汝纶是个极留意时务的人，思想亦趋新。他说中国人对统一语言的重要性“知之者少，尚视为不急之务”，至少反映了他所在的上流社会相当一部分实况。1902年春，《外交报》发表了一位“英传教士利君”综论中国语文的演说，其中以大量篇幅谈到语言统一问题。如谓“中国语言，至为错杂，然通计民数，操官话者有四分之三”。而“中国将来铁路大通，彼此交涉更繁，焉有不尽人而操官话者乎？”（42）不过，看《外交报》编者在文末所下按语可知，其主要强调的乃是“自尊国语”的重要性，对语言统一问题几乎毫未涉及，似正“视为不急之务”也。（43）
    前引山川和伊泽对国语统一重要性的强调，均瞩目于其在团聚民心一面。而其时外人常谓中国民心涣散，无爱国观念；同时列强欲“瓜分”中国的消息不断爆出，国家分裂的危机感日盛，山川和伊泽所阐释的观念对中国思想界无疑极具吸引力。故这观念甫一传入就迅速普及开来，而基本的诠释方向与山川、伊泽所论是一样的（这不是说此观念由吴汝纶从日本传入，但吴氏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无可置疑的）。1904年《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来稿就说：一国之中，法律、正朔、衣冠同，“则其人民之感情宜若彼此相吸集，相团结，相捍卫”，因“国民全体皆不能外此通例也”。中国则不然，“虽受之于中央政府者事事同一，而独其感情上南北分党，胡越不亲……呜呼，以人种相同、历史相同之民族，何其彼此乖违以至于此？”原因虽多，“而国语不能一致，殆亦最大之病原也”。作者特别指出：“我中国设一旦瓜分之祸见诸实行，则全部人民分隶于各国范围之内，于此再欲其结集同胞，以图恢复，则前此之休戚既漠不相关，后此之感情岂遂□合无间乎？”（44）清楚提示着现实压力对国语统一运动的推动。
    1910年，北京拼音官话书社编辑员庆福等上书资政院，也说：“夫语言必须一致，理由至多。如各省常备军临有战事时抽调编制，审判员各省人互用及组织议院等事，必须语言一致。”然此“犹其小焉者也。关系最重者，其在感情乎不洽，何有团体。”举例来说，山东、山西俱邻直隶，“而山东人与畿辅人联合营业，农工商贾，无微不入。居处谈笑，如无省界。”山西人则不然。“推求其故，惟言语一小异一大异为之也。”又，“苏常淮徐同省也，而淮徐人对北省人情意较对苏常人反似加亲，以言语为之也。而各省胥视乎此矣。善乎，江益园之言曰：岂有合言语不通情意不达之部落而得为同胞者？”（45）这样，“国语统一”也就担负起了使各独立之“部落”成为“同胞”的使命。
    官方对此也极为重视。1904年颁布的《新定学务纲要》即云：“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及字样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46）1909年，学部再次以中国方言众多，“声气不易相通，感情无由联络”，且不利于教育普及为由，决定进一步推广国语。（47）
    时人的相关阐述集中于国语对国民“感情”的作用，其思路同样是“声入心通”。1904年何凤华等上书袁世凯请推广王照字母，即云：“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48）1910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在华演说也提出，中国要“联合”，“第一件当设法使国中的言语划一，以便交接来往。”盖“言为心之声，言语既然不同，彼此的心气怎能合一呢？”（49）丁氏是个“中国通”，此处使用“言为心之声”作为“言语划一”的理由，与前引诸条立意相近。惟切音字运动所云相对更偏重于开民智，国语统一运动则更偏重于淑民情，其基本假设则是相同的。这样，声入心通便把时人关注的民智与民情两个层面联为一体，而现代国民的形象则是其核心。
    切音字运动提倡言文一致，本也是要打破社会隔阂。王照云：“今夫朝野一体，未易言也。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国家与个人之关系、社会与个人之关系、公德与私利之关系，以及人生必需之知识，其理非奥而其绪至繁，主治者欲使人人明其大略，非有自幼渐渍之术，不易收尺寸之效。”然中国的问题恰好在于，“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遂使“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举凡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与夫一己生活必不可少之知识，无由传习，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属空谈。”汉字初造，本欲“便民用”，故“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正常的状态下，“语言代有变迁”，则“文亦随之”。而中国“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文字既不足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时间一长，遂使“异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50）中国人的隔膜既有建立在是否“通晓文义”上的阶层区分，也有因语音流变造成的地域观念，王照显然是要将此二者一炉而冶。
    前边讲过，统一语言的考虑原本就存在于切音字运动之中，惟地位尚不及普及识字。王照则把二者并列齐观，吴汝纶更明确将其视为切音字运动的两大任务。这一形象也就在此后切音字运动中固定下来。1904年，直隶学务处就在何凤华等要求推广官话合声字母呈文的批复中说：“查字母之利，大端有二，一则可为教育普及之基，一则可为语言统一之助。”（51）顾奎在1906年注意到，其时思想界喊得最响的四个口号是：“开通民智”、“改良社会”、“合一语言”、“普及教育”。（52）这四个口号至少有三个与语言文字直接有关，而两大目标均在焉。1906年，卢戆章出版北京官话版的切音字教科书，也说，切音字有两大益处，其一为“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其二为“语言文字合一，以普及教育也”。（53）前引他在1892年所说虽也提到语言统一问题，但全文主旨还是着眼于普及识字，这里则不但把“统一语言”正式提为切音字目标之一，且列为首条，显然是根据了思想界的这一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