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指出：“既此会注重于读音，当以文字为讨论之目的物。”但这也就同时意味着，“文字读音之长短清浊，决不能凭偏于方隅之口音，在一地而得其完全。故以地方音为标准，颇多缺憾。”实际上，“官音虽号称北音”，也“不能指定为北方某城某邑之音。因标准于地方，不惟长短清浊，惧失之偏；且每地皆有土俗鄙僿之音，有妨于雅正。若限地以取之，必有尽举敝僿俗音，连带采用之误，是实为将来语文合一之缺点。”读音统一会审定读音结束后，将“每字审定之音，命名之为国音”，盖“此为全国派人会议所公定，是为国有之音，非复北有南有京有省有县有。异日就国音而发近文之雅语，作为全国交通之媒介，即名之曰国语。国音生国语，名称亦可相承一线。”官音、正音、标准音、法定音、通用音诸名俱“不若国音之核实”。（109）
    国语统一仍当以“将来语文合一”为目标，惟国音与国语都要避免“土俗鄙僿”，而归于“雅正”，并特意辨别官音非“北方某城某邑之音”，在在与赵尔巽的意见一致。按早在1909年，吴稚晖就云，“所谓官音，官者，言通用也，言雅正也。汉人之祖宗，税居于黄河两岸（引者按：原文如此）。故汉音之初，近于北音，南人则杂有蛮苗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杂胡羌之声。故以通用而言，即以今人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其声和平，语近典则，即可以为雅正之据。”他并特别指出，“近日专以燕云之胡腔，认作官话，遂使北京之鞑子，学得几句擎鸟笼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别国为官话教师，扬其狗叫之怪声，出我中国人之丑，吾为之心痛。”（110）看所谓“北人未尝不杂胡羌之声”可知，吴稚晖实际认可北音保留了更多的“汉音”初期情状，然也刻意要在官音和京音之间做出区分（但实际上，吴氏倡导的做法在程序上和刘孟扬提出以切音字标注“京音”以划一各地汉字“读法”的建议是一致的）。
    进一步，这里也揭示了言文一致的两条路线。在理论上，言文一致既可以是以言统文，亦可以是以文统言。切音字运动强调声音为文字之本，以言统文自是必然归趋。但这或可能造成国家分裂，已使蔡元培感到危险，故提出先统一“言”的主张，并在未来理想的文字中为“会意”留下了位子。赵尔巽则根本认为，“我国文字，不主音而主义。主音者字母虽简，拼音可以不穷；主义者字母既繁，不能以声统驭。”（111）宋教仁等人的主张与此相类，均倾向于后一种方式。吴稚晖也在与章太炎辩论是否应用万国新语的文章里强调，中国人在采用万国新语之前，应有一过渡阶段，则语言文字之统一是也。“至夫统一之术，非有奇法殊能，特矫于天然之适宜。”汉字本来统一，“而言语则必有一种适宜之音字，附属于旧有之文字以为用，于是声音亦不得不齐一”。（112）
    按吴稚晖这里使用“天然”一词讲声音，和沈学、王炳耀等使用的“天籁”、“天性”等表述相类，而态度恰好反背。沈、王等认为，声音乃是天籁，故文字须趋于语言，才能声入心通。而吴氏认为，声音既天然不齐，则必以文字齐之而后可。按吴氏此论与章太炎一致。章氏云：“余闻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己。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不过，章氏正欲以此反驳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使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而吴氏一方面承认在中国推行万国新语不是一蹴而就的，另一方面则反其意而用之，强调正因声音天然不齐，所以要“矫于天然”。（但章太炎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发明纽文、韵文，也是为“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113））比较起来，潭渔隐亦主张“天籁”不同，与章、吴相近，但仅就“声音”而言，又不认为有特意“矫”之的必要。显然，在同一看法的基础上，各方意见彼此纠缠而又相互错落，其间层次和关系都异常复杂。
    五、结论
    切音字运动是在西人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他们认为西人富强主要是因为其国民识字率高，而这又源于其文字本身切音而成的特点，故思仿效之以为“下流社会”提供一套求知和交流的速成工具。与此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西人以声音为中心的文字观念，并和当时兴起的各种以开民智为目标的声音文化构成了彼此呼应的关系，强调声入心通的重要性。在此取向的作用下，产生了一大批用南方方言拼写的切音字方案。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民族主义观念在思想界越来越具影响力，国语统一对于淑民情的作用受到广泛重视，不但和教育普及一起成为切音字运动的两大目标，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作为这种观念的产物，方音切音字受到了严厉批评，被认为不但不利于统一语言，且有破坏书同文的危险。与此同时，被认为能够一举实现两大目标的官音切音字方案迅速增加。但同时，官话也被南方地区的一些人士视为方言，官音切音字同样面临无法声入心通的尴尬境地。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分裂担忧的加剧，书同文在维持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也日益获得关注。其最终结果是，在对切音字性质的认识方面，有学者提出剥夺其作为“字”的资格，使其成为附属于汉字的“音标”，真正成为声音的“记号”；在国语统一的具体程序上，以文字统一语言和由读音统驭口音的方案获得了官方的支持。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通过了一套注音字母，并最终被国民政府采用。这样，“言同音”必须有赖于“书同文”，切音字运动对于语言和文字关系的理论被颠倒了过来（当然，这已是充分考虑到“语言”的“文字”了）。不过，从整个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的脉络中看，这一意见虽然为官方所认可，仍然不过是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看法而已，而故事也没有就此结束。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有人主张汉字拼音化的思路，这二者的关系也一直处在紧张状态。
    张仲民、徐跃、陈默、翁若愚、张晓川等先生代为复制材料，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