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谭嗣同的办法恐怕正是蔡元培所担心的“事倍而功半”。但谭、力二氏对于蔡锡勇方案的反应却是值得注意的。实际上，官话音切音字能否推向全国，首先有赖于官话本身是否普及。王照云，中国人“皆解京话。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64）然则对于不通官话的人们来说，此是否即是公用之话，实际上还是可疑的；即使认可了这一点，也还有个学习的过程。这样，为了不通官话的人们能够迅速掌握一套文字工具起见，方音切音字仍是一可行的选项。
    故即使在国语统一思潮兴起以后，仍有不少人坚持先通方音切音字再通官音切音字的思路。卢戆章虽然推出北京话切音字，并同意以之作为全国统一的语言标准，同时反复强调语言统一的作用：“中国之大，过于欧洲。欧洲分为数国，言语不一”，乃是情势所趋。“我大清国统一天下，岂容各省言语互异，不相闻问，不相交接”，而“由切音字书以统一语言，易如反掌”。不过，他设计的具体程序要复杂一些：“凡乡谈与通都市镇之言语可以相通者，饬该地方百姓，无论男女蒙小学堂，在地居民，务必全国男女老幼，均能习诵本土通都市镇之切音字教科书。”卢戆章并特意声明，此不包括“参杂穷乡僻壤土话之切音字书”。及至“本土切音已成，次及京音切音字书”。惟各高等小学堂以上学生“及文武官员、兵丁皂隶，凡国家所用之人，全国一律，学习京音官话之切音字书”。（65）
    卢氏在这里主要增加了“公务人员”要直接学习京音切音字书一条，而对下层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仍主张分两步走。但切音字运动针对的对象本来就主要是后一部分人，故可以说其早期的思路仍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实际上，这并非卢氏一人的看法。在后期切音字运动中影响更大的劳乃宣也持同样主张。1905年，正在时任两江总督周馥幕中的劳氏谋求在南方地区推行王照字母，而感到王书“专用京音，南方有不尽相同之处。然所差无几，略加增改，即能相通。”（66）他甚至比卢戆章更为开放，允许加入“穷乡僻壤土话”之音：“各处方音，如偶有特别之音，为谱所未备者，不妨于谱外别增之。”不过，他也特别提示：“原谱不可轻动，乃不至于普通之用有所损碍。此变不离宗之要义也。”（67）
    “轻动”原谱可能会“于普通之用有所损碍”，则此谱也就没有了意义。这种允许微调的做法其实和卢戆章宣布不得“参杂穷乡僻壤土话之切音字书”的考虑是一致的。换言之，相对于官音切音字来说，方音切音字试图更贴近地方，但“地方”也是可以再往下分的，一地于“通都大邑”之外，尚有“穷乡僻壤”，如果秉此原则，继续创制更为“方音”的文字，将是一件无休无止的工作，且亦失去了其作为交流工具的意义。劳乃宣指出，自己的改动是针对江宁、安徽人士而做，“所列母、韵于各处土音有阙有重……习者可听其阙与重，然不可不知其理，存其位。庶语音不同而不甚相远之处，彼此可以互通，不至专为一隅土音所囿。”（68）
    方音切音字最终仍是要达成国语统一的目标，故其支持者力图在地方性和统一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江苏新字母》的作者朱文熊也有相近的考虑。他专门提到，中国方音虽多，仍有规则可寻，彼此学习并不困难。学来学去，也就“终至于国语统一”。江苏新字母“乃中国文字之改革，而先试之于江苏者也。江苏以苏州为省会之一，故以苏音为标准。他日国语统一之目的能达，则此字母及拼法虽可用，而表音上所著之国字，不得不更定矣。”（69）则朱文熊亦视之为文字改革和国语统一的脚手架而已。这里他提出因苏州为江苏省会之一，故以苏音为准，所虑与卢戆章、劳乃宣是一致的。
    卢、劳、朱等人的方案中都包含着一个先实现区域性的方言互通，再推广至全国的考虑。用周馥的话（可能出自劳乃宣的手笔）说：添加字母，本是为了“学者以土音为阶梯，以官话为归宿”也。（70）这是和其时流行的地方自治思想从爱乡到爱国的思路是一致的。但随着“统一”意识的持续高涨，这种由地方走向全国的思路也遭到了强烈质疑。1906年，上海《中外日报》在报道了江宁简字学堂开办的消息后，下案语曰：“中国方言不能画一，识者久以为忧。今改用拼音简字，乃随地增撰字母，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极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主持其事者其一念诸？按英文二十六字母，东文五十字母，实不闻有随地增减之说。今中国以遵王论，以举办之先后论，惟有强南以就北，正毋庸纷纷更变为也。”（71）
    同文之治一向为中国人看重。劳乃宣读到评论后，非常郑重地致函《中外日报》解释自己的考虑。他表示，自己本也想过“强南以就北”，“及加以体察，始知此中有不能不分之界限，有不能不历之阶级”。他之所以要“以随地增撰通其变，而仍以有增无减统其同，正兢兢焉深惧其远于同文之治也”。所谓“不能不历之阶级”，亦即令南方民众先学方音切音字，再正以官话音。劳氏云，“夫文字简易与语言统一，皆为今日中国当务之急。然欲文字简易，不能遽求语言之统一。欲语言统一，则必先求文字之简易。至鲁至道，有不能一蹴几者。”切音字主音不主形，“欲人易识，必须令其读以口中本然之音。若与其口之音不同，则既须学字，又须学音，更觉难矣。假使以官话字母，强南人读以北音，其扞格必有甚于旧日主形之字者。故必各处之人，教以各处土音，然后易学易记。”其实，汉字“亦各处各以土音读之，不能皆用官音也。果能使天下之人，皆识土音简易之字，即不能官音，其益已大矣。”（72）
    进一步，学会方言切音字，“再进而学官音，其易有倍蓰于常者。盖以此方人效彼方语，必求肖其音。已识主音之字，则有所凭借。”学会切音字之后，对拼音之法“已了然于胸矣，而官话母、韵、声之字与土音母、韵、声之字无异也，所异者音耳”，学习官话，不过“但变其音”，岂不易易？同时，方言字母“变不离宗”，所增者“皆北音所无也。而北音原谱亦有南音所无者，则仍之而不，以备学官话之用。待土音学成之后，即用原谱以学官音，无待另起炉灶，自然事半而功倍。”（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