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音方案和官话音方案的此消彼长，部分和切音字作者籍贯的变化有关。戊戌前切音字作者均为南方人，除了长期为官的蔡锡勇采用官话音外，其余均采方音标准。盖南方语言和官话系统差异较大，方音切音字是为便于南方地区民众识字而设。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传教士制作拼音文字所针对的主要区域。庚子以后，北方人注意到这一问题者增多，王照、刘孟扬、马体乾是直隶人，黄虚白是河南人，他们的加入自然会使官话音方案陡增。
    同时，也有一些官话音方案不出自北人之手。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福建人力捷三的第二套方案。据倪海曙，此方案是力氏在《闽腔快字》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6），而后者又不过是蔡锡勇方案的闽音版。1896年，力氏其时鉴于“闽俗土音，与正音迥不相侔，自形隔阂”，虽有蔡锡勇的“快字正音，惜闽人未获窥其堂奥”，故将蔡书按闽音重新改造。（27）六年之后，力氏又把闽腔改造为官话，是颇值得关注的。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卢戆章的第二套方案。此方案以北京官话音为主而附有泉州等方音版本，较之第一套纯方音方案已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当然有可能只是出于“操作顺序”的考虑（即先推行方音版，再推行官音版），但恐怕更是和庚子以后国语统一思潮的涌现及北京官话地位的提升分不开的。
    二、切音字运动与“语言统一”的提出
    黎锦熙曾云，中国现代国语运动有两大口号：“当国语运动的第一期，那些运动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国语统一这个口号，乃是到了第二期才叫出来的。”（28）黎氏所云国语运动的第一期划在1900年以前，第二期划在1900-1911年，合起来也就是本文所谓“切音字运动”时期。此说成立，然不够准确。切音字运动意在为下层社会提供一套识字工具（乃至“文字”），对言文一致的强调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庚子之前，切音字运动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国语统一的重要性，有的甚至根本即将此视为切音字运动的目标之一，只是彼时这一思想尚未成为“口号”而引起更多关注罢了。
    卢戆章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是目前已知中国人公开刊行的第一套切音字著作。他在书中提议，“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与此同时，“又当以一腔为主脑。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而凡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免费传供之枝节也。”（29）则卢氏实际主张一面推行方音切音字，一面以南京官话为标准（这也同时意味着以南京话切音字为“正字”），统一全国语言。
    1898年，卢氏同乡林辂存上都察院请推广切音字书，也特别提到：“倘以卢憨章所创闽音字学新书，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黎，以及南洋数十岛，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文学因而大启，是即合四外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也，岂不懿哉？”（30）林、卢不同之处在于，卢氏认为南方官话通行最广，故应以南京音为“正音”；林氏则主张以北京官音为“正音”。在推行步骤上，卢戆章把推广方音切音字放在第一步，再求以“正音”统一国语，林辂存则主张先确立北京话为准的，再将切音字推向各处，毕“书同文”、“言同音”之功于一役。
    抛开这些差异，卢、林二氏均提出统一语言便于打破地域观念的重要性，林氏更明确提出“凡皇灵所及之地”乃至“华民散居处所”均应流行“京师官音”，则其目标不仅是要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也要提升人们的国家认同，都昭示了通过语言构筑民族认同的要求。这里“言同音”一语尤值注意。按中国上层社会自来流通“雅言”、“官话”一类标准语，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31）顾炎武说：“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所不取也……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32）顾氏明确针对“天下之士”，不涉“匹夫之贱”，故尤为强调文“忌俚俗”，恰和切音字运动目标相反；然其提出“通天下”当“自发言始”，与国语统一的思路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大约甲午戊戌之际，另一位福建士人高凤谦也在致汪康年信中提出，“中国地大人众，而积弱至此”，主要就是因为“凡民识见污下，又无相亲相爱之意。故生齿日繁，而才士日少；壤土日辟，而畛域日分”。这又都可以归因于“字与言离”。因此，应“以天下之字使附于音，齐天下之音使归于一”，庶“可以反三古之盛”。他对齐一语音的关注，与其个人经历有关。高氏自称“闽南鄙人，足不出户，于各省语言无所通晓”。一度出省，就发现“自出闽境，便为聋哑”。故于“回闽之后，深自怨艾，思稍涉猎京语。从朋辈中得《切音》一书，将其字母考究半日，略能上口。虽京语未通，而按字求音，颇复简易。”（33）高氏并未明言拼音方案和推行语言统一的具体步骤等，然他同时注意到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思路和卢戆章、林辂存都有类似之处。
    不过，语言本身就具有方域性，切音字既以音为准，同样免不了“畛域日分”。沈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假托“有曰”提出，切音字以语为准，便于彼此“熟悉其言”的人士的交流。汉字“虽写读难，而意义尚易判别”，故可通行东亚，以笔谈之。“用切音，虽欲求笔谈将不得。”但沈学根本认为此是“浅见”：“夫言语有方音，更有官话。方音宜一乡，官话宜一国。夫文字有元音，更有元义。元音切天下人音，元义切天下人义。元音元义，自可互用。文字之任，能载音载义已耳。”至于“通行与否，非文字之责也。安知无非常人出，括地球为一家，同文千古乎？”（34）按“熟悉其言”实际正是方音切音字创制的考虑。然沈氏这里说的“非常人”显然就是他自己，则其所作既包“元音”，又蓄“元义”，虽其书只是吴音，原理却不为方域所限。惟细看其文，实不知其“元义”何所谓，又怎样“载”入“元音”中，则其解答有一半直是“写意”耳。
    王炳耀也虑及切音字可能会带来“用文字十八省可通，拼切土音则彼此不达”的问题，但他认为，“中国土音各异”，恰“因所成之字，谐声者鲜”。若“以有义之字写土音，忽兼取义，忽独取音；若音不尽肖，则取其近音者代之；且有无音可取者，每自造一字，而所造之字亦各不同”，混杂不清，“似不若以有义之字归之文学，另立拼音之字拼写土音。二者分途而用，较为合宜。今用此拼音字，非不用文字，惟拼土音通行本省，后用北音成书。待铁路兴，各省学北音必易。斯时十八省如一省，斯诚一国也。”（35）王氏并未解释何以字不谐声即会使方音各异，但他承认切音字独拼方音确有可能造成“彼此不达”，惟他认为解决此问题，须保留“有义之字”的地位，待各地交流密切，自会语言统一。
    就事论事，沈学和王炳耀的解答都不算成功。事实上，虽然早期切音字运动已注意到语言统一的重要性，但整体上说，这一问题仍不及提高识字率来得紧迫。实际上，它们虽有关联但基本上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不考虑语言的统一，切音字运动仍可进行；抽离了后者，切音字运动也就不再成立了。另一方面，语言统一其时远未成为一股思潮，故尽管他们的言论已涉及普及识字和统一语言孰先孰后、切音字在统一语言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国语标准问题，但由于切磋者不多而得不到展开的机会。庚子以后，国语统一作为口号被正式提出，且迅速风行，这两大思想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也就逐渐凸显出来。
    国语统一思想被中国人接受的过程，或可以吴汝纶的例子做一说明。1902年，吴氏前往日本考察教育。6月30日，他拜会了大学总长山川。山川告诉吴氏：“凡国家之所以存立，以统一为第一要义。教育亦统一国家之一端，故欲谋国家之统一，当先谋教育之统一。”其中最要者有三：精神、制度、国语。并特别指出，“国语似与教育无直接之关系。然语言者，所以代表思想，语言不齐，思想因此亦多窒碍，而教育之精神，亦必大受其影响。此事于他国无甚重要，以贵国今日之情形视之，则宜大加改良，而得一整齐划一之道，则教育始易着手。”（36）从吴汝纶留下的考察记录看，这似是他第一次在日本接触到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