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文字统一语言
    各方意见虽不同，但均认可官音切音字是统一国语的重要推动力。实际上，劳乃宣在与《中外日报》的论战中，一直处在守势。然双方的互相辩驳也提示出一个问题的存在：如果各地语言不同，则声音本身就是有待统一的对象，不管是“强南就北”还是“引南归北”，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声入心通”。因此，在切音字运动双方鏖战的同时，另一种见解也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那就是把包括官话字母在内的切音字皆视为统一国语的障碍。
    1908年，四川省城劝学所教习蒲助孜呈文总督赵尔巽请推广官话合声字母。四川提学使司奉命审察此议。现存档案中有一份似出自办事人员之手的批文，虽认为此对“少数人”的备忘、交流“不无小补”，但主要强调的还是“各省方音不一。现行王氏官话字母，以教北人则甚便，以教各省则不尽相宜。所以江宁、江苏等处于此官话字母必加添字母始能适用。川音虽与官话相近，究有不同，各府州县又各有别。今据此本以教川人，若必以正确官话教之，则教法繁重，川民必苦其难，而向学者少；且一时难得正确官话之教师。若仍就各地方音传授，则拼音非同文字，必有彼此不能相通之弊。是王氏拼音之法，于川省不能适用，亦不能有大益也。”只允其于劝学所师范生内“加添此课，作为随意科，以便将来转相传习，为音学、语学进步之基础”。（87）
    如果把此批文放在前述有关方音切音字的争论中，则其立场是非常有趣的。作者一方面认为，以官话教授川民，人民“必苦其难”，和劳乃宣对官话字母的见解一致；另一方面也同时强调，以方音教之，人民“彼此不能相通”，有违“国语统一”之训，则又分明是《中外日报》批驳劳氏的口吻。作者既“左右逢源”，又将二者一齐推倒。批文以官话字母作为“少数人”的工具，也令人想起何凤华等人对官话字母的定性：中国“不患无上等教少数人之教育，所患者无教多数人之教育耳。何谓教少数人之教育？汉文、西文是也。何谓教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88）虽然两者所谓“少数人”并不相同，但对于切音字运动所追求的使“多数人”共喻的目标来说，这当然是一莫大的讽刺。然则批文的作者只部分地认可切音字的“文字”功能，而不认为其具有统一语言的能力。
    但是，学政方旭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他指出：“语言与文字相表里。语言统一，文字不归简易，则教育仍未易普及。”王照字母“取准京音，似足与定章统一语言之宗旨相辅而行。至称若仍就各地方音传授，必有彼此不通之弊等语，殊不知定章特附设官话一门，正以民间多操土音，多所扞格。江宁等处于此项官话字母必加添字母，即能适用者，正于不易统一中，力求统一”，更何况“川音与官相近”乎？方旭指示“于省城试办一堂，以资模范，俾得辗转传习，定较江宁等处事半功倍”。二人均注意到江宁等处加添字母的做法，也都认为川音与官音相近，结论却南辕北辙。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旭看来，劳乃宣的做法正是“于不易统一中，力求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但这更可能是针对前引批文引劳氏做法以反对字母的意见而发，盖方氏并未表示川省向江宁学习，而是要直接推行官话字母，则其意向可知。
    赵尔巽则认为，那位办事人员的批文“无为无见”。他指出，“语言为文字代表。我国幅员辽阔，方音随地不同，非统一语言不足以传达文明，促进社会。”学部要求学堂设立官话一科，“以官话厘正方言，即以语言就合文字，将来推广学校，渐可统一言语”。至于切音字运动者常说的“有其言无其文”的现象“为数甚少”，本可忽略。故“中国统一官话以文字为主”，意即用“同文之言，以易不同音之语，其奏效不难，而又可无流弊。此以音变音之法也。”至于王氏字母“用拼音之法，自为文字，则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如“以此音教南人，南人虽得其所教之音，而仍不能以拼原来之语，则是北人所拼者一音，南人与南人所拼者又一音。音既不符，字亦随之而异，此因音为文之法，终于不可通也。”欧洲各国“多音其音，即各字其字。是因音成文者，文转因其原来之音而变。”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若因语言不同，而用拼音以另成一种文字，则既足为汉文之障碍，而所谓官话者又不足以通行，其流弊可知矣。”
    这里“语言为文字代表”一语值得注意，盖其与切音字运动的文字观恰好相反。这成为双方对切音字在国语统一运动中地位认知南辕北辙的一个基本原因。切音字运动认为，文字本是语言的记号，而汉字与语言则是两套系统，故文字既无法涵盖全部语言，且因缺乏准确的摹音工具，汉字读音常随地方转移，进一步推动了语言的分化。1907年，有人发起改良文字会，就说：“窃思中国口音之素不统一，其理甚易明。因字以形成，非以音成故也。”同一字，出声部位不同，“而意遂变矣”。（89）这和王照注意到的是一致的，而前引王炳耀所谓“中国土音各异”恰“因所成之字，谐声者鲜”，殆亦此意也。
    就此而言，方言歧出的相当一部分责任亦要由言文分离承担，而国语统一也成为言文一致的一部分。这同时意味着切音字不仅是为下流社会识字甚至是直接交流提供的一套工具，也是国语统一思潮不能不倚重的力量，而使其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刘孟扬就说，中国文字原用反切法以定音，“然尝有某字注某某切而仍不知其读为何音者。且各地口音不同，所读之字亦往往各异。”如用切音字“注成京音，一则易于识字，一则各地读法亦可划一”。（90）而汉字在注音方面确实显得无力。学部颁布官话读本的消息发布后，江谦就说：“课本既有语体，则与文殊。用音字拼合，则唇吻毕肖。若仍用形字，则各省读之仍为方音，虽有齐傅，不敌众咻。方法既乖，效力全失。”（91）程先甲等也认为，“但习国语而仍用汉字”是不对的：“盖国语者，声音也；简字者，国语之留声机器也。无简字则国语之音无所寄，有简字而后国语之音有所凭。”（92）这样，两大“言语文化”再次成为互相声援的因素。
    然而，赵尔巽所忧惧的也就在这里。按“以语言就合文字”，他自己也说是“以音变音”，则前一“音”当指读书音。他强调以“文字”统一语言，乃是因为欧洲的经验使他看到，一旦“因音成文”，则“文随音变”的脚步也就是挡不住的了，这样，中国势必如欧洲一样分崩离析。因此，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是赵氏立说的关键所在。实际上，赵氏此前曾在盛京推行过官话字母，这里态度大变，恐与此考虑是直接相关的。显然，《中外日报》的逻辑再一次被运用，而结论却大相径庭：《中外日报》反对的是方音切音字，对官音切音字持肯定态度；但在赵尔巽看来，破坏“书同文”是“因音为文”的思路造成的，则官话字母与方音切音字实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但赵尔巽也部分地冤枉了官话字母。按王照曾专门指出，“用此字母专拼白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而南人每藉口曰：京中亦多土话，不足当官话之用。殊不知京中市井俗鄙之语，亦吾京中士大夫所不道，无庸多虑也。”（93）则其所谓“京话”乃是“京中士大夫所道”，与“官话”同，实近书面语也（但这又和他为“妇孺”着想的立意产生了矛盾）。前揭“英教士利君”也注意到，“官话于文字相近，故中国能识字者，学官话为最易”。又其云科举“士子即操土音，至京亦能改习”，则其所言即北京官话也。（94）后来吴稚晖亦云，清末所谓官话，“就是我们口碑中习惯称为普通话或中州韵的”，它同时也是读书时所读之音。北京人说话是京音，读书依然“读官话”，“京音不过一种土话罢了”。（95）按吴稚晖对“京音”甚不以为然（详下），但也承认京人读书音仍是“官话”。不过，当时不少论述确实未刻意做此区分，吴汝纶云官话字母皆“京城声口”，便不免将二者混为一谈；赵尔巽所谓官话字母“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盖亦把王照所谓“京话”当作了“京中市井俗鄙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