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特别是第5章；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李霄翔等译：《语言的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统一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特有问题。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等注意到，在15世纪，语言已是西班牙“帝国得心应手的工具”。见Joseph W.Esherick,Hasan Kayali,and Eric Van Young,"Introduction," in Joseph W.Esherick,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eds.），Empire to Nation: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p.3。而法国大革命的语言民族主义亦受到了此前天主教会统一语言观念的影响，见David A.Bell,"Lingua,Populi,Lingua Dei:Language,Religion,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5（December,1995），pp.1403-1437。
    ②近年有研究把近代中国国语追溯到中古时期佛教翻译及变文传统，见Victor H.Mair,"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3,No.3（August,1994），pp.707-751。这和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早就有民族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19世纪末以后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向西人学习民族主义，恐怕才是更应注意的。
    ③“切音字”在清末或称“快字”、“拼音字”、“合声字”、“简字”、“串音字”、“音标字”乃至“新字”等，名目众多。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书店1990年版）以1900年为界，将之区分为“切音运动”和“简字运动”两个时期。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8年版）和《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则统称为“切音字运动”。考虑到“切音”二字更能代表其思想取径，且为了表述便利，本文取倪说。
    ④值得重视的研究除前揭黎锦熙、倪海曙著作外，还有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台北，国语日报1965年版；方祖燊《国语运动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吴稚晖《三十五年来中国之音符运动》，《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315-345页；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陈望道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⑤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2年7月；王风：《晚清拼音化与白话文催发的国语思潮》，《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第2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John De Francis,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1950）]；村田雄二郎：《「文白」の彼方に--近代中国にぉけゐ国语问题》，《思想》1995年第7期；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王东杰：《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李宇明：《清末文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2期；《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方言》2002年第3期。
    ⑥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上海《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15814页。
    ⑦卢戆章：《三续变通推原说》，上海《万国公报》第82册，1895年11月，第15609-15610页。
    ⑧以上除力捷三书外，均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影印书影，分别在第143、178、204页。
    ⑨蔡锡勇：《拼音快字·自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3页。按此段与本文引用的其他一些资料均收入“本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该书收录清末资料70余篇，常为学者征引，惟文字与原书时有出入，故本文尽量征引原书。
    ⑩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上海《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第15752页。
    （11）王榴：《〈英语汇腋〉序》，《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12）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4月5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3）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11、13页。
    （14）沈学（原文未署名）：《沈子新字书自叙》，《知新报》第66期，1898年9月2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927页。
    （15）至迟在乾嘉时期已经有相当一批学者提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观点，惟此与今人好说的“声音中心主义”不同，参考王东杰《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84页。与此相类，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注意到，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谓语音中心主义乃是西洋形而上学问题的观点并不准确。日本的文言一致和废止汉字的讨论固然受到西人的影响，但18世纪已有了语音中心主义，“那是由佛教僧侣契仲那样的通晓梵文的学者们掀起的，当与‘西洋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关系”。见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4页。
    （16）杨琼、李文治：《形声通》，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