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正是理解切音字运动文字观的关键。王炳耀提出：“夫人有音，本于天性也。有音即有言语，有言语然后有文字。言语之用达心意，而文字之用代言语耳。”虽文字“使言由目入，远可闻千古之语，近可听四方之言”，其用较言语为广，但毕竟是“代言语”而已。切音字“以音求字”，使声音“不由耳而由目，使目见者即明；犹以口宣言，使耳闻者即达。声入心通，别无难义也。”（13）沈学也说：“切音之道，实系天籁。机关开合，声即口出。”（14）刘孟扬的第一部切音字著作名《天籁痕》，亦取义于此。“天性”、“天籁”正可互相发明。按中国过去一向重眼学而轻耳学，而切音字运动则认为，声音乃是首位的，文字不过是其“记号”，二者的主从关系被颠倒过来，文字优劣的判断标准也随之建立。（15）两位云南留日学生杨琼、李文治就说，“中国文字不传谐声之法，非记诵无以识之”。欲革除此弊，应“改良文字，使文字悉统于声音”。他们特别提到，“以声音较文字，则文字末也，声音本也”。（16）1905年《南洋日日官报》上一篇文章也提出，“天下人之相语，本来有音无字。其有字，不过为将来识别起见。识别既多，不能不另作记号，此文字所由日繁也。”（17）
    在此基础上，王炳耀所云“言由目入”、“声入心通”二词便值得特别注意。前者可以说是切音字的原理，后者则是其效益。更重要的是，苏易和王炳耀不约而同使用了“声入心通”四字，正代表了切音字运动的共识。1908年《中外日报》一篇反对切音为字的文章就指出：“所谓拼音得字，声入心通者，亦唯天地人物、眼前诸名物字则然耳。”其余如动词等，“则非讲贯不可”。作者还特意在文中加注云：“诸家造作简字者，皆侈言曾试教其家人妇子，莫不声入心通，数日而能读写，以是为易于推行之证。”（18）则反对者亦注意到“声入心通”四字乃是理解切音字运动的主线。
    另一方面，对于“声音”的注意也绝非切音字运动的独家特色。其时国内有一种“言语文化”兴盛的迹象，其中既包括演说、宣讲、戏曲等口头文化，也包括白话文和切音字这样以文言一致为目标的书面文化。自然，宣讲、戏曲、白话文等绝非清末才出现，惟此时其地位在思想界言说中被大幅度提升。这些言语文化的关注点均集中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下流社会”，目标乃是开民智（19），而具体取径正可以“声入心通”四字概括之。1905年，《大公报》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如今最于开通风气有力量的，就是演说。因为演说一道，对著众人发明真理，听的入在耳朵里，印在脑子上，可以永久不忘。日子长了，可以把人的心思见解变化过来。”（20）正可视为声入心通的直译。
    声入心通四字所隐藏的假设是，声音才是进入民众心灵的最佳渠道。因此，在上述两类言语文化中，口头文化乃是核心。但另一方面，演说、宣讲等是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受制于特定的时空范围，且话语权操于讲说者之手，听众离不开讲说者，不能“无师自通”，显然是被动的。切音字运动者则是要向民众提供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文字”，步子较演说迈得更大。他们反复强调只要掌握了切音之法，也就获得了自学的能力，相对地更倾向于以“下流社会”为本位。且就开民智这一总体目标而言，上引诸文的作者也只是强调以声教济文教之穷，使人民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始终是更根本的追求。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切音字、白话文既是以声音为本，也就必然受到口头文化的影响。这里边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处理方言和方音问题。一般说来，在通用语言尚未广泛流通的情形下，要与“下流社会”民众“发生交涉”，势必要使用普通人民熟悉的方言。1906年《南洋日日官报》一篇文章说：“大凡教人，总要学生心里真能明白，真能仿照先生所教而自为之”，这样，便“最好是本地人做先生”。（21）教学如此，演说、宣讲一类何不然？切音字既然强调言文合一，则为方便普通民众接受起见，其所切合者自然以方音为佳。
    在此思路指导下，其时出现了大量方音切音字方案。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收录了一份《清末汉语拼音方案一览表》，列出28种方案。此表甚有用。惟表中所列吴敬恒“豆芽字母”和康有为方案均未见正式出版，仅据吴氏自述和梁启超所说，无旁证，恐难与其他各方案并列。另外，倪表又有章太炎方案（即《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然其本为汉字标音所作，与切音字意在为下流社会提供一种特殊的“文字”（兼具汉字注音功能）的目的不尽相同。同时，据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倪表仍有个别遗漏。故下拟以倪表为基础，并加以新发现资料，得27种，另列一简表，主要在标示各方案的拼音标准。
    这27种方案除了拼音标准不详的两种外，其余大略可分（南方）方音、官话音和韵书三类。这里所谓官话均指北方官话。（22）“韵书”类著作不以某一地语音为准，意在提供一套全国各地皆可通用的语音方案。就意在通用而言，其与官话方案取向相类，但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它是可以拼写方音的。如郑东湖方案就号称“无论何省均可使用”（23），杨琼、李文治方案更号称汉音、洋音皆备，“此可知中声之无所不含也”（24），则已不仅仅是包囊中国，也涵括“万国”了。不过，这类方案和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而制订的方言方案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所谓方音方案也不尽为拼切方音用。沈学书原为英文，题为Universal System（《天下公字》），中文改题《盛世元音》，号称能“译天下音义”（25）。可见他心中的理想并不限于一方，和杨琼等所言一致。事实上，对不少制订方音方案的人来说，这也仅只是推行切音字的一个步骤，其长远目标仍是全国通用（详下）。倪表之所以把这些方案归入方音类，主要是按照有关著作的拼音标准来定，基本是在操作层面上讲的。
    抛开相对模糊的“韵书”方案，上表方音类方案占12种（卢戆章第二套方案虽有泉州、漳州、福州、广州音，但以北京音为主，未计入），几近一半。然动态地看，方音方案明显呈现走下坡路趋势：到1906年，方音切音字方案累计达10种，但在1908-1910年出版的9套方案中，方音方案仅有1种，官话音方案却陡增至5种（其中黄虚白的两套方案乃是一年之内出版的，排除其中1种还有4种），可谓后来居上。